“减负令”为啥家长不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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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令”为啥家长不领情www.jyb.cn　2013年03月20日　作者：曾晓东 吴颖惠　 　来源：中国教育报

沉石 绘 　　3月19日，北京市教委《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正式实施。据了解，该“减负令”从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作业量，以及严禁违规补课等八个方面作出具体要求，“减负”力度和决心之大可谓前所未有。然而，也有媒体报道称，有些家长对“减负令”心存忧虑，以给孩子“加负”的方式应对，导致课外培训班持续火爆。家长的“不领情”说明什么，又该如何看待？ “减负”之外还得增加选择空间 　　■曾晓东 　　父母对下一代进行竞争性投资是人类的本能行为，是“父母之爱”的具体体现。而政府出台“减负令”，给个体间的竞争行为降温是应有之义。尽管上述两方皆出于善意，但很多时候，两种“善意”间存在冲突。 　　这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将两种善意都释放出来，避免用一种“善意”去遮蔽另外一种“善意”。 　　课外补习，一直被视为学校教育的“影子”，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加拿大，学者们认为补习教育是“部分择校”——由于选择私立优质教育的代价较大，补习便成为一种替代方式。在韩国及日本，补习教育被认为是社会等级制度和过分重视文凭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补习教育已成为在东亚、北美和非洲都非常普遍的现象。高比例的课后补习，已经对主流教育体系产生影响。然而，对于补习的政策干预却十分复杂。关于减负与补习的教育政策，实际上涉及三个根本性的、具有政治哲学意味的社会话题：第一，儿童的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分布产生的影响，社会或者公共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通过什么方式给予修正？第二，当家长们对竞争性投资欲罢不能，陷入类似“囚徒困境”中时，政府是否有权力或者有义务帮助他们逐渐达成合作博弈？第三，对教师从事有偿补习教育服务如何管制，以及对补习教育机构的管制怎样在管制成本和收益之间取得均衡？对这些话题的认识和实践，人类远未获得共识。 　　实际上，教育政策在调试家庭教育行为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通常政策制定者只能动员和诱导家长去作出符合政策期望的选择。相反，家庭的教育行为反而会借助社会舆论，极大地引导政策的方向。 　　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努力与家庭的竞争性教育投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此，制度设计有必要从“堵”转化为“疏”，设计长期和短期共同作用的系统安排。 　　从短期看，“减负”需要立即行动。但是，这个行动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设计，不能仅仅针对学校，还要发布相应的分析报告，说明课后补习可能产生的问题，这是启动“政策对话”的过程。同时，推动学校给学生布置有意义的“活动”作业，用项目资金支持更多的学校提供课后服务，让学生的课余生活变得生动、有趣。毕竟，减负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放学回家后看电视、玩游戏。 　　从长远看，“减负”需要借助体制改革，增加学校的类型，为家长和学生提供“选择空间”，减轻升学焦虑。比如可试点将素质选拔性考试制度改变为“素质＋社会责任”式的选拔制度，将家庭的自利性竞争行为转化为对社会有利的公共行为。将学生的社会服务经历作为考核内容，引导家长和学生将陷入补习教育的热情，转化为社会服务的动机。毕竟，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脱颖而出，这是人之常情，任何试图改变家长行为的努力都难免显示出“致命的自负”。 　　当前，义务教育政策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机制，设置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就是给学生“减负”，但是增加学校的服务，增加选择空间。（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科学制定政策须研究社会心态 　　■吴颖惠 　　关于“减负”问题，教育部和地方政府都不是第一次发布政策文件了。但由于政策执行起来效果难以衡量，往往给众人一个感觉——在当今社会背景和文化心态下，有些教育问题可能永远无解。 　　比如，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问题，从各种媒体报道来看，似乎是一个“群众感觉的教育问题”，既没有科学数据统计，又没有国际比较研究，到底哪些是负担，哪些不是负担，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以致人们虽然大力呼吁减负，但是对于“到底要减掉什么样的学习负担”，“学生的学习生活到底要怎么安排”，却又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同时，任何一项教育政策要得到实施，必须有一定社会基础。 　　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减负”措施，地方行政官员是支持的，希望通过“减负”形成一个良好有序的教育环境。中小学教师基本上是支持的，因为可以减轻工作量和降低工作压力。中小学校长的心态比较矛盾——从表面上看，对“减负”支持甚至是大力呼吁，但如果涉及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就容易在执行中变得犹豫不决。作为利益最大相关者，家长们显得矛盾重重。他们一方面抱怨孩子学习负担重、升学压力大，另一方面又担心孩子没有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没有社会竞争力，会输在起跑线上，因而往往“两面性”极为明显。至于其他社会人士，几乎是异口同声支持“减负”政策。 　　其中，来自家庭内部的心态最值得分析。有些家长对于“减负”政策是支持的，但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孩子，则又另当别论。正像有些家长所说的：“‘减负’很好，但是我们做不到。”往往是学习成绩越好的优等生，家长越希望孩子在学校里多学点东西，不希望学校“减负”。优等生学有余力，并不感到学习负担重。学习成绩跟不上的学困生，家长和孩子着急，校内校外一起补，形成恶性循环，学生会明显感到学习负担越来越重，家长和孩子都希望减轻学习负担。而对于大量中等生而言，学习进步还有很大空间，家长往往抱怨孩子不够努力，也会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学生自然要抱怨学习负担重，但家长却不以为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减负”从表面上看是学校执行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层面来分析，却相当复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实现这个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问题在于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是多样化的。满足老百姓需求的教育既需要更多的思想智慧，又需要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策略。往往是治理越彻底，限制越多，老百姓反弹越大。因为在激烈竞争的社会里，老百姓总希望自己孩子学得越多越好，学校“减负”越多，老百姓心里就越不踏实，于是课外教育或家庭教育就越火爆。这也许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规律”。 　　对于这样的“规律”，教育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进行地区性学业状况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切合实际的针对性治理措施。 　　当前，教育行政部门部能够做的是下大决心，减少学习科目，降低学习难度，建立科学的学生发展第三方评价体系，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评，建立权威的学生发展水平测评体系，引导社会、家长和学校科学地评价学生发展，而不盲目增加学习负担。（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教科所所长） 　　《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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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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