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家事亦国事

三善

原文地址：家事亦国事


原文作者：君子和而不同


家事亦国事
——钱理群先生《我的家庭回忆录》读后
卢元伟
近代以来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奇变：列强入侵、国共分离、文革动荡，一件件裹挟而来的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变迁。很多人在面临这巨大历史洪流的冲刷时，往往会感叹个人命运的卑微从而选择随波逐流。但钱先生在他的家庭回忆录中为我们展现了一群可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同样身处逆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忍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但他们又从未泯灭理想，浓郁的家国情怀使他们不忍看到故园的沦丧，于是在钱先生的笔下，我们看到了父子两代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而做出的诸多努力。
钱先生的父亲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他之所以选择农业，和当时流行的科学救国思潮是分不开的。近代以来，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首先衰败的就是传统的乡村社会。以手工生产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到处都是失业破产的农民，乡村再也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桃花源。农业的衰败冲刷了农耕文明的根基，让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文明所存在的问题，也就开始了近代以来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逐层深入向西方学习的历程。钱天鹤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希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重振农业，以挽救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
对于来自乡间的我而言，向来尊敬那些真正关心中国乡村建设的人。近代以来乡村的衰落，不仅仅是农业面临巨大危机，更是乡村人才不断流失的过程。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里存在着一个士绅阶层，他们生活在乡间，既是文明的传承者，更是公共事务的承办人，乡间各种互助、宗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活动在他们的主持下也就能合乎时令的逐次展开。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固化，城市变得愈发具有吸引力，大量优秀的乡村子弟开始走进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虽然也思考着民主自由、科学启蒙的救国话题，但却很少有人会返回乡间，去重振乡村文明。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像钱天鹤先生那样一批以乡村建设为职志的知识分子，他们为改善乡村困境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就显得弥足珍贵。
虽然从实际的效果来看，钱先生在大陆“科技兴农”的诸多努力并不成功，因为在那个革命话语凯歌猛进的时代，人们更相信只有暴力革命才能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可是革命之后的乡村又该如何？从工农业剪刀差、大跃进、农业学大寨、甚至到家庭联产承包、减免农业税都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乡村衰落的事实。而钱先生在台湾所主持的农业改革，尤其是将农会发展成真正的民治机关，真正发挥民间和社会的力量，对于组织现代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他更是发挥科学家的专长，在农业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方面下大力气，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今天台湾的农业改革已经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同，而钱先生身在其中功不可没。

不知道是不是偶然，钱先生的大儿子钱宁先生同样选择了同泥土打交道的事业，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泥沙专家，他对黄河、长江的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和父亲的参与政治不同，钱宁先生的身上体现出更为纯粹的科学救国色彩。从早年师从国际知名泥沙专家H．A．爱因斯坦的刻苦专研，到回国后一次次去黄河实地勘察的艰险，钱宁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一位杰出科学家追求真理，勇于探究人类未知领域的优良品质。这种优良品质也是科学得以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就像老爱因斯坦所说：“每天我都无数次地提醒我自己，我的内心和外在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其他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劳动的基础上的。我必须竭尽全力，像我曾经得到的和正在得到的那样，作出同样的贡献。”（《我的家庭回忆录》P117）不过和父亲一样，钱宁先生之所以选择泥沙专业，是因为“他深情关注的不仅是水情、沙情，更是国情、民心，真正使他牵肠挂肚的是生长于斯、发展于斯的黄河子孙——农民——的境遇和发源于此的整个民族的命运。”（《我的家庭回忆录》P95）这一点又和父亲的理想是重合的。父子两代人在救国理想上，都选择俯下身子，去关注脚下的泥土、河流，去关注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问题。虽然他们都要面临着时代洪流的冲刷，或因党派的纷争而阻隔了重振乡村的雄心，或因文革的动荡而冲击了科学救国的梦想，但他们又从未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在各自的领域里忍辱负重，孜孜以求，做出重大贡献。这既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真实写照，也是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继承延续。
父亲和大哥，当然是钱氏家族杰出的代表，也是钱理群先生着墨最多的人物。不过从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说，我更喜欢钱先生笔下对于母亲、大嫂、二姐和四哥的描写。在写父亲和大哥时，我注意到钱先生引用了大量的二手资料，它更像是对两位杰出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做客观总结，但是在描写母亲、大嫂、二姐和四哥的时候，钱理群先生为我们呈现了更多来自于他个人的经历，是他和各位家庭成员亲身经历的诸多事项的真切回忆。比如谈及那位一生坚韧隐忍的母亲，整日坐在藤椅上织作不歇，也无笑容，但是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又是那样的谦和大度，总会让人想到自己的母亲。还有那位把所有的爱都无私贡献给钱家的大嫂，她的身上既有新时代女性走向社会，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也流淌着旧道德中温良恭俭让的仁者之爱。就像钱先生时常引用的那段话说的：“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然，对于钱家的两位共产党员二姐和四哥，我同样是充满了敬意。梁启超先生曾说：“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风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明末王学全盛时，依附王学的人，我们很觉得可厌。清康雍间，王学为众矢之的，有毅然以王学自任者，我们却不能不崇拜到极地。并非有意立异，实则个人品格，要在这种地方才看出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对于分别于1939年和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二姐和四哥来说，他们当真算是反抗时代潮流的豪杰之士了。他们勇于背弃父兄所选择的道路，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可是这种对理想的坚守在日益流俗的现实面前又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即便是在革命的内部，他们也是不被信任和重用的异类，终其一生怀才不遇，壮志未酬。但是谁又能忘记那个在东北战场上走笔高歌的女宣传队员二姐钱树榕，谁又能忘记那个在五·二○运动中振臂一呼的四哥钱树柏呢？革命者之所以永远年轻，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一生坚守的理想和信念永不过时。
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钱家两代人的道路选择和遭遇，几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阅读钱家人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从更加具象的角度去感知和触碰近代以来历史的变迁。历史在这里不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中既有像父兄那样怀揣知识救国理想的科学家，也有敢于反抗时代潮流的爱国青年，更有像母亲、大嫂那样坚韧隐忍，努力维持家庭的普通女性。正是因为有了千万个这样人的努力，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才没有一日日的沉沦下去。如果说一个家庭的历史能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变迁，那么钱家人做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家事亦是国事。
（作者系南师附中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