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心是一盏灯（吴非）

三善

我喜欢富有同情和爱心的学生。有没有善良的心，有没有同情与悲悯的情感，是区别 “人”与“非人”的标准。教会学生学会同情，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那些等到大学生拿硫酸泼狗熊或是用铁锤锤死了几个同学，才在电视屏幕上放马后炮的教育家，为什么没想到同情与爱才是应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呢？

郭虹是我的学生，医科大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工作。当医生的第一个除夕，轮到她在病房值班。晚上九点，她打电话拜年，——先前，她总是在除夕零点前后打电话的。我说：“离新年还有三个小时呢！”郭虹说：“病房里只有一个孤老太太，估计过不了今天晚上，也许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要去陪她。”我问：“就你一个人吗？”郭虹说：“还有一个小护士。”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法定下心来。因为郭是个胆小的女孩，直到上大学，在家里还会撒娇。我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在寂静的病房里陪着那位孤老太太的。年初三，郭虹按老例来拜年，我没问这件事，虽然我很想问。她主动说了。那位老太太是在凌晨两点多去世的，她和小护士替她换上街道居委会准备的衣服，推着躺车把她送到太平间去。“当时我一点也没害怕，这是送她去天国呀，”郭平静地说，“她孤苦伶仃，在最后一段路上有我们送她，我觉得挺神圣的的。”

好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间，多次说给朋友们听。郭虹从小时候起，就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她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罪，看见别人吃药打针也如同身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听说过特蕾莎嬷嬷在印度拯救穷人的故事，更不知道证严法师为了穷人，在台湾办起了亚洲最大的平民医院。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大陆在许多领域出了许多杰出人物，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人认识了大批的富豪，但是目前仍没有出现能引导群众行善的大慈善家。

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这就需要教师道首先成为情感健全的人。在有仁爱之心的教师眼中，学生首先是人，是需要关怀的人，在那样的班级中，学生也懂得了平等仁爱。我的几位同事，自奉甚薄，却一直慷慨地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帮助学生走过最困难的人生阶段。教师的这种美德让学生感受到博大的爱，仁爱的情感也就能这样传给下一代。

教会学生善良，是文革中我在农村当代课教师时就考虑过的事。农民的纯朴感染了我。文革摧毁了人仅存的一点善良，而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当年，我见过青年学生无情地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看过青年农民批斗“地富反坏右”，经常一斗争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亲眼看到中学生用铜头皮带打退休教师，看到大学生把墨汁浇在教授头顶上，看到几十个“权威”被所谓红卫兵“坐飞机”架上大会堂舞台……可能是我中的“毒”太深，就在那时候，我想到过，这些人也有家庭，有自己的尊严，如此侮辱他们的人格，他们将怎样活下去？这些人，即使是反动的，即使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们的年龄应当受到尊重，人格应当得到尊重。年轻人对老年人下手，这是勇敢吗？中国人是讲“因果报应”的，没过多少年，“报应”也就来了。

我到中年后才有了一些醒悟和思考。中国世俗社会一向没有什么信仰，人的善恶意识来自简单的道德判断，在一般人眼中，悲天悯人是圣人的情感，因此同情与怜悯就未必是一般人的“任务”。在中国的寺庙里，人们在求神明保佑的时候投下零星的硬币，如同对乞丐的施舍，这足以说明，人们对神圣貌似尊崇，实则轻蔑，带有极大的功利性。与此相反的是，当“红太阳”倡言“造反”时，人的内心压抑不住的邪恶便全部释放出来；暴力之外，又倡导冷酷，所谓“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在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这样的话在暗示着什么呢？我又想到，文革中被批斗的先生们，在此前的运动中，手上有没有无辜者的血呢？因为没有同情，也就没有了良知。相比而言，同情是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物伤其类，人怎么可以发明那样多的酷刑折磨同类，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

如果人间有同情，有爱，会出现那悲惨的10年吗？

    我逐渐懂得，对没有觉醒的民族而言，它的本能同情并不能衍生出博爱；而如果人没有真正的自尊，他的情感是会被强权玩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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