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罗贯中为山东东平人

海燕

罗贯中籍贯论争小议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曲 沐
内容提要：以现有史料对《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的认识，东原说是可信的。《录鬼簿续编》记载之太原罗贯中，可能是另一个杂剧作家罗贯中。对说《水浒传》描写的北方“地理错误”，以此否定罗贯中是山东东原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水浒传》120回全书是浑然一体的艺术精品，不能割裂开来区分出哪些是施耐庵的笔墨，哪些是罗贯中的笔墨。

                                   一
关于罗贯中祖籍的研究，如今主要集中在东原说和太原说的分歧上。看来，期待新的史料的发现已
不太可能，争论的关键是在对现有史料的认识和理解上，理解不同结论也就不同。比如：坚持《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的学者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录鬼簿续编》，而《录鬼簿续编》记载的罗贯中，只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尤精于乐章、隐语”可能是《录鬼簿续编》的作者贾仲明气味相投，是位杂剧作家；《录鬼簿续编》所列举的罗贯中三部代表作都是戏剧作品，只字未提到他写过《三国志演义》；也没有讲他的名子叫罗本字贯中；就是“湖海散人”的称号，也只有《录鬼簿续编》有此记载，所有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版本，所有的有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文字记述，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别号。由此，有人认为就算“太原”二字并未写错，那么，《录鬼簿续编》所说的这个罗贯中，不可能是创作《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是山东东原人，姓罗名本字贯中，是位“有志图王者”。同时，他还和施耐庵共同创作过《水浒传》，还创作过其他英雄侠义小说，是位古代小说家，不是杂剧作家。这种认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古代同名子的作家大有人在，元末明初有两个罗贯中是并不奇怪的。
  又比如：明代不少《三国演义》刻本卷端均有“东原罗贯中”的题署。刘世德先生指出：署有“东原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版本有十三种，《水浒传》版本四种，其他小说四种，共计二十一种；其中明刊本十六种，清刊本五种。这是历史的存在，不管是否占有29种《三国演义》版本的“大多数”，也是十分惊人的。对这一事实怎样看待，是值得人们重视的。我觉得不能肯定全部都是“作者自题”，也不能否定全部都不是作者“题署”，应该具体加以分析。比较早的版本应该说是有作者题署的可能，后来在流传过程中的翻刻印刷有延续这种既定题署格式而刻错了的也是有可能的，于是出现“罗道本”“罗贵志”等字样。像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署“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总不能说这也不是作者题署罢？他人谁会在作者姓名前面加上“后学”两个字呢？显然非作者莫属。既然这里是作者题署，“东原罗本罗贯中编次”，怎么会不是作者题署呢？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署名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刁云展先生指出“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这话并未说错；沈伯俊先生也指出：“事实上大家都承认这些刻本的题署是罗贯中本人所为”（《三国演义新探》第19页），这话也没说错。不知为什么刘世德先生却说：“这21种版本的题署与罗贯中本人没有任何瓜葛，完全是出于后世书商的手笔；它们是不可靠的，因而也是不可信从的”（《罗贯中籍贯考辨》，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这话就说的未免太绝对了。刘世德先生是信从太原说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眼光看一看：这21种小说，或者16种明刊本，或者29种明刊本《三国演义》，或者其他英雄侠义小说，有没有哪一种刻有“太原罗贯中”的题署呢？一种都没有！这又当作何解释呢？如果《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太原”是大家很熟悉的地名，怎么会在《三国演义》的版本流传过程中，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呢，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胡适曾说：“凡作考据，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注意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Probability）又叫着‘几数’，又叫着‘或然数’，就是事物在一定情境之下能变出的花样。把一个铜子掷在地上，或是龙头朝上，或是字朝上，可能性都是百分之五十，是均等的。把一个‘不倒翁’掷在地上，他的头轻脚重，总是脚朝下的，故他有一百分的站立的可能性”（《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151页）。从《三国志演义》等小说的卷端题署情况来看，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原人比山西太原人的“可能性”是要大得多而且多，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再比如，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载庸愚子蒋大器的序，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明言“东原罗贯中”，这是如今所见最早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如果说蒋大器误将“太原”写成“东原”，这种可能性极少，因为“太”和“東”二字，字型与读音完全不同，决非笔误；只有不熟悉“东原”而习见“太原”者的有意改动，才具有一定可能性。
从对以上现有史料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我认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原人的说法，是可信的，我赞同这种说法。
二

否定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学者中，有人从《水浒传》故事中描写的北方的所谓“地理错误”，认为作者不是北方人，不熟悉北方的地理环境。这种认识很值得商榷。我觉得不能用今天的地理观念去衡量小说描写的宋元时期的地理环境，因为古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变化。
如说鲁智深从山西河北交界的五台山出发，“取路投东京来”，“行了半月之上”，来到了桃花村。桃花村据说在山东青州一带，青州即今山东益都。宋时东京即今河南开封市，在五台山东南面。鲁智深本应向东南走，如何却向东走到了山东境内？由此说这是作者描写的地理错误。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勉强的。东京开封和山西五台山的地理位置，应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罗贯中再怎样不熟悉地理环境也不至于将这两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搞错。只要这两个地方的地理坐标未错，至于中间怎样走法，各有各的路线，何能强求一律，谁又能说出在那时哪条路线是最正确的呢？如果真的是鲁智深走错了路，那也是小说家的有意安排，或者是古代的交通路线特别复杂，并不是作者不熟悉北方的地理环境。
再如说宋江从山东郓城发配江州，写他“正从梁山泊过”，与梁山众头领在聚义厅上聚会了一下。据说江州即今之江西九江市，在郓城南面，而梁山泊却在郓城北面，宋江离开郓城本应向南走，怎么向北走了呢？由此说这是作者不熟悉山东郓城一带地理环境，罗贯中不是山东东原人。这种说法也是很勉强的。这可以理解为当时交通的不便，需要辗转多处；或者沧海桑田，古今生态地貌的变化之大，用今天的眼光看，就会觉得这是走错了路线。实际上宋元时期的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绵延到郓城附近并不奇怪；也可能从郓城往江西地区进发的交通路线是要经过梁山泊的，当时的交通情况不是今人所能识别和想像的。                           
1989年4月在山东聊城参加《水浒传》研讨会，闭幕式是在荷泽举行。从聊城到荷泽，途经阳谷县景阳岗，参观景阳岗时令我大失所望：如今那里连个山丘也没有，哪来的“景阳岗”？难道小说描写的毫无现实依据，完全出于想像和虚构吗？后来了解到清代的阳谷县志才知道，据县志记载，明清时期这里尚是“九岭十八堌堆”“河丘起伏，莽草无涯，古木参天，人烟稀少。”可见古今生态地貌的变化何等之大！小说的描写是有一定生活依据的。回到贵阳之后，我写了一篇《景阳岗纪游》的散文在省电视报上发表。我说：“……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扩大，沧桑巨变，岭也罢，堌堆也罢，早已夷为平地，小说中描写的情景已永不复返了。现在密集的村落，来往轰鸣、穿梭的汽车、拖拉机，一片片平整而油绿的麦田，一排排一行行的桐树、桐花，以及来自大平原沃野上习习的和风，早已将此地之古貌荡涤得一干二净，渺无踪迹了。”
当时省文联主席老家是阳谷县的老干部武光瑞同志，看了我的散文之后很发感慨，也写了一篇散文在电视报上发表。他纠正我的错误说：不是因为人口密度的增加，人为的将“岭”“岗”夷为平地，而是自然原因形成的。他讲他小时侯在家乡小学读书时，每到黄河洪水泛滥过后，去到山野一看，许多沟啊岭啊都被冲积的泥沙填平了，有些地方的地平面上仅仅露出稀疏的树梢。此处，包括梁山一带，过去都是黄泛区，如此年复一年的冲刷、淤积，所以如今山也罢、岗也罢，都早已不复存在了。就像站在梁山上放眼望去，如今是平畴千顷，桃花成林，方圆八百余里的水泊，也早已不复存在了的情况是一样的。
列举《水浒传》描写的所谓北方地理错误，据说最早是著名学者马幼垣先生提出来的。马幼垣先生长期居住国外，也可能从小就生活在国外，所以对山东郓城一带这一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古今生态地貌的变化不是十分了解，可能是根据今天的交通地图考察小说人物的行踪，由此得出小说描写的“地理错误”的结论，而我们一些朋友怎么也能跟着这么说呢。何况在元杂剧的《水浒》故事中就有这些描写，可能那时的交通情况就是如此，不能由此断定《水浒传》的作者之一的罗贯中不是山东人，更何况小说家因故事情节的需要，并不一定非要准确的地理描写不可。
就拿现在的交通情况来看，我从贵阳到山东烟台牟平老家探亲，多次是先到北京，再从北京乘车前往烟台，这不是向北绕了一个大圈子吗？并不是我不熟悉北方地理，而是贵阳没有直达烟台或济南的火车，总要在郑州中转，可是在郑州转车很困难，往往上不了车，且十分拥挤，不得已只有从北京绕这个大弯，多走一千多里路了。还有一次湖南一带发大水，京广线阻滞，只得从上海转程回山东，这又向东绕了一个大圈子。今天的交通尚且如此，更何况古代！所以不能得出《水浒传》的作者不熟悉北方的地理环境的结论
三

有的学者从罗贯中的东原情结，审视罗贯中是山东东原人的不虚，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由此发现《水浒全传》第27回描写的东平太守陈文昭，是《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这个好官是施、罗二公共同赞赏的，这应该说是甚有说服力的。然而有的学者却反对这种说法，认为陈文昭的进入小说，是施耐庵的创作，不是罗贯中所为。这就出现一个值得审慎思之与认真研究的问题：即《水浒传》的故事，哪些地方是施耐庵的用笔，哪些地方是罗贯中的“加入”？能不能将《水浒传》120回全书割裂成若干碎片，或者腰斩为两块，将施罗二公的创作分开？我看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水浒传》既然是施罗公的共同创作，已经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精品，既有施耐庵的用笔，也有罗贯中的心血灌溉，其中许多故事情节，既是施耐庵的，也是罗贯中的。如果一定要截然分开各自的写作部分，不仅有损于《水浒传》的整体艺术审美，也有损于施、罗二公的大家形象。也不能用“繁”“简”的版本的不同，加以区分作者的不同。“繁”“简”是在《水浒传》流传过程中，刻板印刷的不同方式造成的，不是某一个作家的个人所为。
孟繁仁先生是位潜心研究罗贯中的学者，用笔最勤，成果甚夥，他认为小说中着力描写的许贯忠，就是罗贯中的“夫子自道”，“虚象化身”，暗寓作者身世。从作品中探寻作者“潜在的自我”，从而了解作者情况，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这种研究方法也是难能可贵的。可惜的是他所引证的例据是不充分的，不具有说服力。
比如《水浒传》全书第91回描写许贯忠和燕青的故事，孟繁仁先生认为都是罗贯中所写，七十回以前，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等三十六人的故事，才是“‘施耐庵的本’的主要内容”。他多次引证91回（通行本90回）的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许贯忠引了燕青，转过几个山嘴，来到一个山凹里，却是三四里方圆平旷的所在。树木丛中，闪着两三处草舍。内中有几间向南傍溪的茅舍。门外竹篱围绕，柴扉半掩，修竹苍松，丹枫翠柏，森密前后。许贯忠指着说道：“这个便是蜗居”。

这段文字实际上与第四回（通行本第5回）鲁智深到桃花村时的景物描写，如同出一辙，我们不妨也引证如下：

     （鲁智深）正行之间，贪看山明水秀，不觉天色已晚，赶不上宿头；路上又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过了一条板桥，远远地望见一簇红霞，树木丛中，闪着一所庄院，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

从这些文字来看，两处除字数的多少不同外，其构思、用笔，甚至连自然审美情趣以及特殊用语，都是极为一致的，可以肯定是一个作家的同一笔法，同一语言修辞特点。就在91回这段引文的下面，燕青说许贯忠这里也是“山明水秀”，为什么不说“山青水秀”呢？看来，“山明水秀”已经是作家的习惯用语，在大脑中已经定型，难以改易的。尤其“树木丛中，闪着一所庄院”，“闪着”一词的运用，极有创造性，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整个场面都写活了，这不是同一作家的同一笔法又是什么呢？由此可见《水浒全传》前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除了鲁智深眼中的桃花村的景物描写之外，明代万历年间杨定见序本《水浒全传》（如今通行本）对桃花村的自然风景尚有一段赞语，描写得美极了。所以91回繁仁先生这段引文的景物描写，决不是《水浒传》中“绝无仅有”的。
既然《水浒传》前后是统一的，怎么能够区分出鲁智深的部分是施耐庵所写，许贯忠的部分是罗贯中所写呢？又怎么能够区分出陈文昭的进入小说是施耐庵的“始作俑者”，而不是罗贯中呢？
所以说许贯忠是罗贯中自寓身世，自己的“虚象化身”，晚年隐居河南许家沟的说法是令人生疑的。所以说将《水浒传》割裂开来，一定要找出哪些是施耐庵的笔墨，哪些是罗贯中的笔墨，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妥的。
我国古代不少小说的作者都蒙着一层朦胧的面纱，至今尚是扑朔迷离，难以完全确识其真面。这不光是古代小说家的地位卑下所致，往往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惟中国如此，外国亦然。诸如《荷马史诗》的荷马，《伊索寓言》的伊索；甚至安徒生、莎士比亚等著名大作家，据说都存在一个作家“纠纷”问题。和对罗贯中的研究一样，只有逐步地探讨、考索、对话、磋商，才能逐步接近其“真面”；就是没有完全揭开其“真面”，只要心平气和，就这样探讨下去也是满有意思、满有意义的。
                  
                                      2006年6月16日草于贵州大学百荟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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