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罗贯中为山东东平人（名家名作欣赏）

海燕

《水浒传》与泰山文化
泰山学院    周 郢

提要：从宋元水浒话本、水浒戏到《水浒传》，无不屡屡写到泰山的场景。本文对《水浒传》中出现的泰山名物、风俗逐一考索，察其史实背景，辨其时代特征，以此对《水浒传》与泰山的文化联系略作管窥，兼对小说的成书时代试作蠡测。
关键词：水浒传  泰山  泰山文化

从宋元话本《宣和遗事》到元杂剧“水浒戏”，再到长篇说部《水浒传》，无不屡屡写到东岳泰山的场景。对此已有研究者予以关注，日本埼玉大学大塚秀高教授《天书与泰山——从<宣和遗事>看<水浒传>成书之谜》（汉译载《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即系统考察了《宣和遗事》中所写晁盖、宋江两代梁山泊首领赴泰山进香的故事情节，并进而指出此一情节设置，“是在影射宋太宗与真宗的泰山封禅”。虽然其最终结论还有待于继续讨论，但大塚注意到水浒文学与泰山文化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确是目光如炬，令人钦佩！本文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水浒传》与泰山之间的联系作进一步抉发，考其名物风俗时代，察其本事史实背景，并基于此点，对小说成书时代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水浒传》中的泰山场景

早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成书于宋元之际的话本《宣和遗事》，用较多笔墨写到了东岳泰山：
1、宋徽宗遣太尉往东岳献金铃吊挂。
2、晁盖为劫生辰纲，向沿路酒店借取酒桶，声称要往“岳庙烧香”。
3、晁盖临终时咛嘱吴用：“从政和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人之数。若果应数，须是行助忠义、卫护国家。”
4、宋江承晁盖遗志，“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
对此，大塚秀高论文指出：“《宣和遗事》的水浒说话，强调去东岳泰山还愿。”这表明在早期流传的水浒故事，其情节、人物、场景便已同泰山发生若干联系。
如果说话本中的泰山还仅是作为故事演进的背景，未作正面描绘，那么，在元代“水浒戏”中，泰山的笔墨得到大大加强。元杂剧《双献功》、《还牢末》、《争报恩》均曾写到泰山附近的场景，其中《双献功》的描摹尤为精彩，其不仅直接写到了泰山进香的场面，还间接叙述了岳庙打擂的风俗，剧中宋江一语：“山儿（李逵小名），泰安神州，天下英雄都开那里！”道出了泰山在水浒豪杰心目中的非凡地位，实已开启了《水浒传》岳庙打擂故事的先声。
在《水浒传》（用明刊容与堂百回本，下同）中，其关于泰山的描写，较之此前之话本杂剧，益加浓笔重彩。全书中出现的泰山文字计有以下9处：
1、第十一回：林冲在投奔梁山时，于酒店壁上题诗：“威震泰山东。”
2、第十五回：描画阮小五一段赞子：“休言岳庙恶司神，果是人间刚直汉。”
3、第二十九回：蒋门神向人自夸：“三年上泰山争跤，不曾有对。”
4、第三十九回：吴用使戴宗以泰安州岳庙重修五岳楼要写镌碑文，赚取萧让与金大坚二人上梁山。
5、第五十六回：时迁盗取徐宁金甲后，对徐诡称是“泰安州人氏”，奉本州财主之命，“来你家偷盗”。接着汤隆又向徐宁介绍前来接应之乐和，谎称是“在泰安州烧香结识”。赚徐宁同往泰安讨甲。
6、第六十一回：卢俊义受吴用之诓，欲出门远行以避灾咎：“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便是泰安州，那里有东岳仁圣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遂赴泰山进香。
7、第七十三、七十四回：以几近整回之长篇，演说泰安州东岳庙擂台之上，燕青击败“擎天柱”任原的故事。
8、第八十回：高俅于梁山自夸相扑无对，卢俊义便说燕青“也会相扑，三番上岱岳争跤，天下无对”。引起两人竞技。
9、第一百回：戴宗于征腊功成之后，诀别宋江，“去泰安州东岳庙里陪堂出家，在彼每日殷勤奉祀圣帝香火”，卒后累次显灵，庙祝“塑戴宗神像于庙里，胎骨是他真身”。
这些关于泰山（及泰安）故事、场景的铺写，贯串了一部百回《水浒传》。其中所展示的寺观庙貌、神衹供奉、风俗民情，应是当时泰山社会风貌的真实反映。而小说中所写的这些泰山名物风俗，大多都有些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以史籍文献，与小说所写作一对勘，明确其事物时代属性，不但可为泰山文化研究增益确凿的史料，同时也有助于《水浒传》成书时代疑案的破解。爰秉此意，遂为下考。

二、《水浒传》中的泰山名物

《水浒传》对泰山场景的具体描摹，主要集中于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一节，内中东岳庙“赞子”一篇，浓笔重彩，细致传神地勾画了东岳庙及周围各庙壮观繁盛的景象：
庙居泰岳，山镇乾坤。为山岳之至尊，乃万神之领袖。山头伏槛，直望见弱水蓬莱；绝顶攀松，尽都是密云薄雾。楼台森耸，疑是金乌展翅飞来；殿阁棱层，恍觉玉兔腾身走到。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凤扉亮槅映黄纱，龟背绣帘垂锦带。遥观圣像，九旒冕舜目尧眉；近睹神颜，衮龙袍汤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掩映绛绡衣；炳灵圣公，赭黄袍偏称蓝田带。左侍下玉簪珠履，右侍下紫绶金章。阖殿威严，护驾三千金甲将；两廊猛勇，勤王十万铁衣兵。五岳楼相接东宫，仁安殿紧连北阙。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骡庙中，土神按二十四气。管火池，铁面太尉月月通灵；掌生死，五道将军年年显圣。御香不断，天神飞马报丹书；祭祀依时，老幼望风皆获福。嘉宁殿祥云杳霭，正阳门瑞气盘旋。万民朝拜碧霞君，四远归依仁圣帝。
“赞子”所状写的东岳庙，即今泰安岱庙。其庙始建于汉，至北宋而达极盛。徽宗一朝，“诏命屡降，增治宫宇”，“凡为殿、寝、堂、阁、门、亭、库、馆、楼、廊、庑，合八百一十有三楹”（宋宇文粹中《宣和重修泰岳庙记》）。《水浒传》中提到东岳庙多达六次，燕青打擂、戴宗出家等重要情节均设定于此。而此段“赞子”所摹庙貌，多可与宋元史籍相印证。
嘉宁殿：赞子云：“嘉宁殿祥云杳霭。”正文中也有“东岳庙中双虎斗，嘉宁殿上二龙争”及“朝着嘉宁殿，扎缚起山棚”的描述。书中将嘉宁与岳庙并举，显然是庙中主殿。今考：嘉宁殿确为北宋时东岳庙大殿，据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学士曾肇奉敕撰《东岳庙碑》云：“先是鲁人相率出财为正殿、重门，颇极壮丽，而他殿若门、若廊，制度庳隘，不足以称。……乃因旧益新，……中为殿三，曰‘嘉宁’、‘蕃祉’、‘储佑’。”（《曲阜集》卷三）又近年于岱庙出土政和五年（1117）残碑，亦有“嘉宁殿”字样（详后）。小说中所写此殿名，完全与宋代建置相吻合。
仁安殿：赞子云：“仁安殿紧连北阙。”今考：仁安殿之名始见于金，系金元时东岳庙之主殿。据《大金集礼》卷三四《岳镇海渎·杂录》所载，金世宗于岳庙火灾后敕谕重建，此后“大定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奉敕旨：‘东岳宫里盖来底五大殿、三大门撰名。’闰三月一日，奏定正殿曰仁安。”元至元三年（1266）重建，仍沿用仁安之名。元杜翱《东岳别殿重修堂庑碑》云：“我世祖皇帝践祚之七年，创构仁安殿，以妥岳灵。”仁安殿之名在元杂剧中出现甚多：《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三折有〔商调·集贤宾〕曲，描摹东岳庙与仁安殿之景象云：“……遥望那东岱岳万丈巅峰，怎不见泰安州四面儿墙匡？（云：婆婆，这前面不是东岳爷爷的庙哩！）这不是仁安殿盖造的接上苍，掩映着紫气红光。正值他春和三月天，早来到仙阙五云乡。”又《刘千病打独角牛》演东岳庙打擂故事，《录鬼簿续编》记其题目为《诸直社火初献仁安殿》。元道经《东岳大生宝忏》有咏赞东岳大帝之辞曰：“仁安殿宇琉璃莹，冠冕巍然御正中。”明代仍沿用“仁安”殿名，至明末方改称“峻极殿”。按嘉宁、仁安为不同时期东岳庙大殿的名称，而《水浒传》中混用一处，似逗透了其底本来源复杂，似是由各个不同时期的话本拼接而来，才会出现这一现象。
壁画：赞子云：“阖殿威严，护驾三千金甲将；两廊勇猛，勤王十万铁衣兵。”徐北文先生《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书认为此系写“殿内壁画人物”（页163），可从。今考：宋代东岳庙殿绘有壁画，确见于宋人记述，宋苏辙《游泰山四首·岳下》云：“登封尚坛壝，古观写旗队。戈矛认毫末，舒卷分向背。”苏诗之咏“旗队”、“戈矛”，与赞子所述“金甲将”、“铁衣兵”，都言壁画自以兵车军旅为内容，不谋而合，正堪互证。
五岳楼：赞子：“五岳楼相接东宫。”第三十九回亦写戴宗言道：“小可是泰安州打供太保，今为本庙重修五岳楼，本州上户要刻道碑文。”又第七回林冲汴梁岳庙进香，亦称庙内有五岳楼。今考：此谓宋代岱庙有五岳楼，别无佐证。但宋代各州县东岳庙中，确有建五岳楼者，如元人李质《重修五岳崇楼记》戴：江南金坛东岳庙，“东岳既专祀正殿，又像五岳帝而以楼居之”，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名曰“五岳崇楼”（《江苏金石志》卷二）。可见小说所写的五岳楼，确为宋代岳庙建置。
东宫：赞语见上。今考：此处所云东宫，当即东岳庙中之炳灵宫，因建于庙之东部，故名东宫（同时亦寓王储之意）。宫祀东岳大帝之子泰山三郎（宋封为炳灵公），赞子所咏“炳灵圣公，赭黄袍偏称蓝田带”，即写此神。炳灵有庙，自唐已然，至宋真宗朝复行拓修。《续资冶通鉴长编》卷七〇云：大中祥符元年（1008）八月“庚戌，王钦若言：‘臣自至岳下，尝梦神人以增筑庙亭为请，再梦如初，仍指其方位以识之。近因督役至威雄将军祠，瞻其神像，悉与庙合，今请以羡财于庙筑亭。’从之。”此为岱庙炳灵殿之始。宋张师正《括异志》卷十《李敏》云：“李敏尝为奉符县主簿，会岳庙炳灵公殿岁久，再加营葺，命敏督其役。……炳灵公自后唐明宗听医僧之语，遂赠官立祠。”殿宋代又名“储佑”（宋曾肇《东岳庙碑》），金代名“威明”（见《大金集礼》卷三四《岳镇海渎·杂录》），明初犹仍此名（见弘治《泰安州志》卷一），明中叶后及清皆称“炳灵殿”。按宋代炳灵公信仰极盛，宋笔记《括异志》（卷十《李敏》条）、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都写到其神异传说。
北阙：赞语见上。一般认为系指东岳庙北门。按宋代时名“鲁瞻门”（见曾肇《东岳庙碑》）。
正阳门：赞子：“正阳门瑞气盘旋。”今考：宋代东岳庙正门名曰“太岳”（宋曾肇《东岳庙碑》），金代沿用此名（2000年10月岱庙正阳门出土金代残碑一方，中有“充修太岳门使用，皇统七年（1147）三月日献”字样）。但《水浒传》称之为正阳门，盖北宋时之俗称（详后）。
以上是赞子中写到七处东岳庙胜迹，除此之外，正文中还写到一处草参亭：“当时燕青游玩了一遭，却出草参亭，参拜了四拜。”今考：草参亭为东岳庙前建筑。弘治《泰安州志》卷一《祠庙》云：“（岳庙）岱岳门正南有草参亭，前达通衢，亭有铜镜一面。左石阙，右石阙；左灯楼，右灯楼。”按：宋话本小说《杨温拦路虎传》中岳庙赞云：“草参亭上，垆内焚百和名香。”又元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中第二折正末云：“和俺哥哥草参亭上占房子去来。”是宋元时已有“草参”之名。其亭于明嘉靖时改额“遥参”。《水浒传》所写，与宋元及明前期名称相合。
赞子中连带状写了两处岳庙附近的殿宇胜迹——
蒿里山：赞子：“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今考：蒿里山为泰山南麓小山，山上有森罗殿，设有鬼司。弘治《泰安州志》卷一《祠庙》云：“阎王庙：在蒿里山，廊列七十五鬼神之祠。”南梁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云：“鬼官有七十五职名，显者凡百一十九人。”应是七十五司之所由起。至宋元时道人更演绎其说，宋道士吕元素所集《道门定制》有“更籍醮地府七十二司圣位”之说。宋话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岱岳赞子云：“群山之祖，五岳为尊，上有三十八盘，中有七十二司。”又元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四折：“〔越调·斗鹌鹑〕赛五岳灵神，为一人圣慈。总四海神州，受千年祭祀。护百二山河，掌七十四司……。〔紫花儿序〕……现如今神祠东岱岳新添一个速报司，大刚来祸无虚至。”又元道籍《东岳大生宝忏》云：“设七十五司以掌权衡，有三十六狱以惩凶恶。”（《道藏》影印本第十册）。按蒿里山鬼司史志多记作“七十五”，赞子作“七十二”，两者不同。然前列话本与宋道书亦作“七十二”，与《水浒传》合。疑北宋时蒿里鬼司为七十二，元代累增至七十五。又小说第十五回，写阮小五“休言岳庙恶司神”，则言东岳庙中亦设有鬼司。其制不知始于何时，清代犹存。
白骡庙：赞子：“白骡庙中，土神按二十四气。”今考：白骡庙不见史乘，但泰山确有白骡遗迹。唐人郑綮《开天传信录》：“明皇将登封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便安，不知登降之劳也。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下山趾，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槥椟，累石为墓，墓在封禅坛北数里，至今在焉。”赞子言泰山有白骡庙，与《传信录》之异闻正合。至于言庙中有土神掌管二十四节气，则别无佐证，不能确指其事。
除去以上所写十余处泰山庙宇胜迹，小说中还多次写到泰安州县建置：
泰安州：此时名在书中出现十下十余次。今考：泰安之名及州之建置均始于金，金李守纯《大定重修宣圣庙记》云：“废齐阜昌之初改为军，曰泰安；本朝开国六十有八年升之为州。”元明沿置不改。《水浒传》研究者注意到书中“不少府州名称和相关地理知识，宋代并未存在”（《水浒传研究论文集》页168、周维衍文），“泰安州”便为又一事例。
奉符县：第七十三回：“有分教：哄动了泰安州，大闹了祥符县。”今考：祥符县宋置，治今河南开封。小说中燕青打擂发生于泰安州东岳庙，与开封无涉，此一“祥符”实应为“奉符”。奉符县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乾封县置，治地即今泰安市区。其县金元沿置，明洪武初废。东岳庙即在奉符城内，小说所写，与宋元建置合。今本作“祥符”，当为后人抄、刻之误。
通观《水浒传》中所写到的十余处泰山庙宇建置，除一“五岳楼”不能确考外，其他均与宋、元状况吻合，称的上是于史有征，而非宋元后人能信笔虚构。——这是我们考证后对《水浒传》所写泰山名物的一个初步认识。

三、《水浒传》中的泰山风俗

《水浒传》中对泰山风俗场景的摹写，精细而传神，其中庙会与打擂场景。都是被人称道的精彩篇章。
从前书所引可以看出，历代水浒文学中均贯串泰山进香的情节，《宣和遗事》把宋江“赛取香炉心愿”作为故事高潮，《双献功》也以孙孔目还“泰安州三年香愿”为剧作主线；而《水浒传》中亦写卢俊义自言要往泰山“烧炷香消灾灭罪”。在“水浒”故事中频繁出现的泰山进香，原是宋代一大风俗。其俗源于汉，唐五代时渐盛，并逐渐形成香社组织——“岳社”。《宣和遗事》中晁盖宣称集体往岳庙进香，即属于“岳社”组织。书中又称宋江往东岳“赛取金炉心愿”，“赛”即赛会，以仗仗、箫鼓为酬神之会，称为赛会。据北宋元丰三年（1080）《高里山相公庙新创长脚竿记》碑云：“古沛张平者，即长河之舟贾也。乃集社聚缗，岁赛于岳祠下。”宋江所谓“赛取金炉”，即为泰山神进献金铸香炉。今岱庙大殿前存有宋代铁桶，上有铭文云：“大宋国兖州奉符县献铁桶，会首李谅，右谅窃以神功默运，潜持祸福之权，妙用无私，密握生成之造。伏见国家尊崇，庙皃百物鼎新，而圣帝庙前，阙少水桶二只，今纠到敬神之众，共结良缘。”足见《宣和遗事》所写，正是赵宋风俗。
泰山进香活动，以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最盛，此即《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所写“东岳庙会”。
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圣诞，其俗始于宋，宋张师正《括异志》卷五《张太博》云：“治平三年，太常博士张知兖州奉符县，太山庙据县之中，令兼主庙事，岁三月，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来献。”又旧题宋王暐撰《道山清话》云：“尝闻祖父言：每岁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东岳祠下，谓之朝拜。嘉祐八年（1063），祖父适以是日至祠。”南宋陈淳《北溪字义》卷下《鬼神·论淫祀》云：“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圣帝生朝，阖郡男女于前期，彻昼夜就通衢礼拜，会于岳庙，谓之朝岳。”以上数则文字，应是泰山东岳庙会的最早记录。宋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功》亦写到庙会风俗：“员外……道：‘三月二十八日，却如何上得东峰岱岳，与爹爹答还心愿？’……只听得街上锣响，一个小节级同个茶酒，把着团书来请张员外团社。……员外谢了妈妈，留了请书，团了社，安排上庙。……不则一日，到得东岳，就客店歇了。至日，十个员外都上庙来烧香，各自答还心愿。员外便把玉结连绦环，舍入炳灵公殿内。还愿都了，别无甚事，便在廊下看社火酌献。”从中可觑宋人之俗。这一源起泰山的风俗，由于两宋之际各地东岳行祠的兴建，遂遍行于全国。北宋至和间魏邦哲《常熟东岳庙记》中云：“每岁季春，岳灵诞日，旁郡人不远数百里，结社火、具舟车，赍香信诣祠下。致礼敬者，吹箫击鼓，揭号华旗，相属于道。”（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三）《水浒传》第五回中便写到汴京东岳庙会。
金灭北宋，为防民众借庙会为变，严加禁止，泰山庙会遂辄然中绝。至金世宗时，金廷于大定二年（1162）正月甲戌诏“除迎赛神佛禁令”（《金史》卷六《世宗纪》），庙会始渐次恢复。《大金重修东岳庙碑》中有“四方士民远致奠献”之语。延至元初，达到又一个高潮。据元赵天麟《太平金镜策》所记：“倡优戏谑之徒（戏曲曲艺艺人），货殖屠沽之子（商贾），每年春季，四方云聚，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元杂剧《刘千病打独角牛》、《黑旋风双献功》、《小张屠焚儿救母》、《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等都写到泰山庙会盛景，《独角牛》第三折香官云：“今日乃三月二十八日，乃是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圣诞之辰，……端的是人稠物穰，社火喧哗。”《小张屠》第二折《紫花儿序》曲云：“……您觑那车尘马足，作戏敲锣，聒耳笙歌，不似今年上庙的多。普天下名山一座，壮观着万里乾坤，永镇着百二山河。”《看钱奴》第三折庙祝云：“明日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帝诞辰，多有远方人来烧香。”下《逍遥乐》曲云：“这的是人间天上，烧的是御赐名香，盖的是那敕修的这庙堂。我则见不断头客旅经商，还口愿百二十行……。”可视为元代庙会的真实反映。
入元，由于元廷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基于民族压迫之考虑，对汉人集会深怀戒心，不断下令对东岳庙会加以限制。皇庆二年（1313），因泰安东岳庙会期间发生香客刘信在火池焚死其幼子事件，元廷遂借此下令将庙会全面禁绝，山东东西道廉访司报称：“泰山东岳，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敛聚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匹缎，不以远近，四方辐凑，百万馀人，连日纷闹。……令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刑部、礼部会议后谕令：“岳镇名山，国家致祭，况泰山乃五岳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礼，每岁孟春延及四月，或因父母，或为己身，或称祈福以烧香，或托赛神而酧愿，拜集奔趋，道路旁午，工商技艺，远近咸集，投醮舍身，无所不至。愚惑之人既众，奸恶之徒岂无，不惟亵渎神灵，诚恐别生事端。以此参详，合准本道廉访司所言，行移合属钦依禁治。”（《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投醮舍身烧死赛愿》）在元廷的严厉措施下，盛极一时东岳庙会渐次停息。明代因碧霞元君信仰兴起，泰山香火主要集中于四月，东岳庙会虽仍延续，但已无复宋元之盛。
《水浒传》中对庙会场面极尽铺排：“原来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著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 “那日烧香的人，真是亚肩叠背，若大一个东岳庙，一涌便满了，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这些场景，虽不无夸张，但与宋元人的记录较为吻合，不失为当日庙会的真实反映。
东岳庙会上的精彩节目当首推打擂，这在历代水浒文学中屡屡写到——杂剧《双献功》第一折中，宋江对李逵言道：“那泰安山神州庙，有一等打擂赌本事的，要与人厮打。你见他山棚上摆着许多利物，只怕你忍不过，就要厮打起来也不见得。”李逵所唱曲词亦有：“有那等打擂台的使会能，摆个山棚搏个赢，占场没一个敢和他争施逞。拳打的南山虎难藏隐，脚踢的北海蛟龙争住停……。”《水浒传》第三十九回蒋门神自言“三年上泰山争跤，不曾有对”。第七十四回更生动描画了燕青智扑擎天柱的动人场面。
杂剧、小说中写到的这一相扑比赛，在宋元东岳庙会上真实存在。清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八云：“元吴自牧《梦粱录》云：角觝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跤。……按今小说家有所谓打擂者，即此是矣”。两宋之际，“擂台争跤”便是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育形式。当日盛大节庆，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相扑表演或比赛，用以庆祝节日，奉献神灵，更兼以娱观者耳目。当时东京瓦市、临安护国寺、泰山东岳庙等处的打擂活动都十分著名。根据宋元小说、戏曲所记，东岳庙擂台赛均在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日举行。这一天，“诸道州郡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各显身手。据体育史研究者推考，东岳庙会上的相扑，乃是“既有踢打又有摔拿的武术散打形式”（周伟良《古代相扑的起源与发展》，载《文史知识》1993年第8期）。
东岳庙打擂至元代形成又一个高潮。元杂剧《刘千病打独角牛》中便生动展示了元代擂台场景。此剧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武打戏，演的是刘千打擂的故事：武林败类独角牛在东岳庙打擂所向无敌，他扬言自道：“我在这泰安州东岳庙上，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诞之辰，我在这露台上，跌打相搏，争交赌筹，二年无对手，今年是第三年也。”饶阳豪杰刘千为报父、妻遭独角牛戏辱之仇，抱病来泰山打擂，出奇制胜，终于三败独角牛。第四折中通过刘千之口对擂台鏊战几尽渲染：“呀！独角牛拽大拳，刘千见拳来到跟前，火似放过条蚕椽，出虚影到他胸前，刘千使脚去手腕上剪，他敢迤逗的到露台边，接住脚就往上掀。胖身躯怎回转？臂力的是刘千！”从这段描写里可以窥见相扑功夫的一些路数。另外剧中还有表现袒臂肉搏、筋斗、拳术的武打场面，这些都是元代岳庙擂台演武的真实写照。据元人杨瑀《山居新话》“应中甫”条记“中甫……有臂力，能手搏，所传乃刘千和尚之派”。是刘千实有其人，为金末元初之著名武师。
由于宋元时期打擂活动的盛行，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相扑社团和职业性的相扑手，宋人《武林旧事》记当时有“角抵社”，显然便是由相扑手组成的社团。又书中“诸色伎艺人”记录了临安的相扑名手有王急快、撞倒山等四十余人。前文举到的擎天柱任原、山东夜叉李贵及独角牛都是这类人物。除此之外，笔者还在元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六 中发现了一条关于相扑手活动的新资料。是书所收王德渊《角觝说》（至元十七年寄崔左丞）云：“余幼从先大夫寓居磁州，磁有崔府君祠，岁以十月十日社，四方乐艺毕来献其能，而以角觝之戏殿。角觝中复择其勇且黠者殿，号曰首对。当时众人指在东者一个相语曰：‘此人前年获胜于泰安庙下，去年获胜于曲阳庙下，今日又将胜矣。’ ”——根据王氏的记载，当时由于相扑活动举行频繁，一些职业性相扑手周游各地，作巡回比赛。如文中的那位角抵高手，便屡胜于泰安、曲阳与磁州庙会，成为一时擂台霸主。从这些片段记录上，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确称的上是泰山相扑比赛的黄金时期，不仅名手辈出，赛事频兴，而且据学者研究，其比赛规则“已经具有了现代竞技运动的体制和精神”（郑小琴、蔡海钦《从<燕青打擂>看北宋的相扑活动》，载《中华武术》2004年第8期）。
由于金元两朝都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基于民族压迫的考虑，对此类演武活动深怀戒心，不断下令加以限制。金初曾下“迎赛神佛禁令”，元至元十一年（1274）中书省奏请禁止“祈神赛社”，得到元帝允准。皇庆二年（1313），元廷禁绝庙会，山东东西道廉访司文牍中特别提到了“相扑”之徒，说明打擂已是东岳庙会的重要内容。在元廷的严厉查禁下，盛极一时的岳庙打擂渐次停息。
《水浒传》打擂项目，第七十四回只写到相扑，但据第七十三回所述，还有“使棒”一项。小说中言香客告称：“天齐圣帝降诞之辰，我们都去台上使棒。”又言：“三来也要偷学他（任原）几路好棒。”此项赛事别见于宋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话本演绎号称“拦路虎”的东京武士杨温棒打“山东夜叉”李贵的故事。话本写道：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会之月，“那献台上，……杨三官把一条棒，李贵把一条棒，两个放对使一合，……那杨承局一棒，劈头便打下来，唤做大捷。李贵使一扛隔。杨官人棒待落，却不打头，入一步则半步一棒，望小腿上打着。李贵叫一声，辟然倒地。”（《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拦路虎》逼真地再现了宋代打擂的场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附带说明：杨温其人也见于《水浒传》中，第七十八回列为高俅调攻梁山之“十节度”名内）。
在上引燕青、杨温、刘千打擂故事中，有着相近的情节，其都是以身材瘦弱者打翻强悍大汉，作为比赛的最终结局。因此我推测其故事素材可能同出一源，后来分别为小说、戏曲家采撷、演绎，由此出现了上述情节相同、而主人公各异的文学现象。
第七十四回“赞子”中，还写到了碧霞元君信仰：“万民朝拜碧霞君，四远归依仁圣帝。”碧霞元君始称天仙玉女，其信仰源起于宋。宋真宗封禅时，曾“新玉女之像”，至元祐之时，岱顶已有玉女祠（即今碧霞祠之前身）。但碧霞元君名号源起甚晚，除《水浒传》外，在其他宋元文字中绝无记录，至明代始见称述，现在研究一般认为其号初现于明。那么《水浒传》中的“碧霞君”之名的出现便有两种可能：一是碧霞元君之名始起于元末，而被小说写定者及时采录；二是此句文字出自明代人的改笔。限于资料，两者是非尚难作最后的判定。
不过，《水浒传》中所写泰山进香的场景，都只提“圣帝”，绝无碧霞元君的影子。有的学者认为书中出现的九天玄女即碧霞元君，但玄女与元君职掌不同（一主兵事，一主生育等民间祸福），名号不同（元君庙或称碧霞行宫，或称泰山行宫，无称为玄女庙者），庙祀不同（玄女庙在郓城），由来不同（玄女来源于先秦主兵女神传说，而碧霞源于汉代以来名山玉女信仰），很难混为一谈。因此，把小说中关于九天玄女的描写视为碧霞元君信仰的体现，还缺乏有力的佐证。
要之，通观《水浒传》所写泰山风俗，除“碧霞君”一名存疑外，其余均体现了鲜明的宋元时代特征，研究者多认为《水浒传》“而绝少明代社会的痕迹”（《水浒传研究论文集》页165，袁世硕文），以此证之，实堪征信。

四、从“泰山文字”看《水浒传》本事与成书

此节我将《水浒传》中关于泰山的描写，通称为“泰山文字”，以此入手，对《水浒传》的本事与成书试作蠡测。
1、先说本事：从宋话本、元杂剧到《水浒传》，无一不出现泰山的场景。我推测：其后似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
历史上宋江起义“起于河朔，转略十郡”，其间曾活动于泰山附近（今泰安市境）。有两条习见资料，并可为证。
其一、《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云：“宋江寇江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按：宣和三年（1121），因方腊起事，资政殿学士侯蒙献招降宋江以讨方腊之策，得到徽宗认可，遂命侯蒙出知东平府。这说明，此时此刻，宋江一军正活动在泰山西南之东平府境，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让侯蒙在此任上实施他“使（宋江）讨方腊以自赎”的特殊使命。又《宋史》卷三五五《虞奕传》云“袭庆守张漴使郡人诣阙请封。东平守王靓谏以京东岁凶多盗，不当请封。为政者不悦，将罪靓。”时在宣和二年（1120）前后。可证泰山附近确有“巨盗”活动，以至宋徽宗泰山封禅活动被迫中止。两相印证，似可推知在宣和初年，宋江兵锋曾至于今泰安之境。
其二、宋人张守《蒋公（圆）墓志铭》云：“（蒋圆）知沂州，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圆）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按：龟蒙之“龟”，即龟山，在泰山以南新泰境内，其地为时通沂州之官道所经，故宋江兵溃，退于此间。据两则史料，宋江义军曾转战东平、新泰。“水浒”故事出现泰山，不为无因。
除上所引，此再增益一则新见资料。出土于新泰楼德之宋政和七年（1117）《孙觐墓志》云：“巨寇将至，乡人大扰，谋徙避之，君（孙觐）止之曰：‘少俟我。’即持牛酒造寇壁愿见。因留与之醉饱，歌呼相乐，输以其情。寇壮而义之，为引去。”
《墓志》中所写这一支活动于泰山周边，行为颇具豪侠之气的“巨寇”，虽不能遽指为宋江之属，但足证在徽宗一朝，在泰山周边确是“巨寇”频繁活动之区。后人在演说水泊故事时，亦有可能将其事纳入，于是在话本戏曲中，以泰山为舞台，演绎出一幕幕英武壮剧。
2、再说成书：《水浒传》成书时代，学界有“元末明初”、“明中叶”等多种说法，而《水浒传》中所写泰山名物时代的考订，实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水浒传》中所描写泰山场景，研究者对其时代属性作过研究。代洪亮先生《泰山信仰与明清社会》（南开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认定：“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水浒传》中涉及泰山庙会的描写难以作为宋代资料。”徐北文先生《灿烂的古代文化》则认为：“《水浒传》虽定型于明代，但其‘赞子’来源却更早，其反映的殿宇神像情况，起码是明代早期，根据文献对照，甚至是元代的岱庙及其附近庙宇的面貌。”
两位先生均认为《水浒传》中所写泰山不是宋代场景，而是明初面貌，上溯亦不过元代。我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我以为：《水浒传》中的“泰山文字”，其主体部分，均是北宋泰山风貌的真实反映，部分事物虽牵涉金元，但基本上未羼入明代以后内容。试以第七十四回中出现的“嘉宁殿”与“正阳门”两例，加以举证：
岱庙大殿的名称，各种泰山典籍均称为宋名天贶殿，元明称仁安殿，明末改峻极殿。至1994年，我自宋曾肇《曲阜集》中查到《东岳庙碑》，证明宋代庙殿之名实为嘉宁，天贶殿建于城西，于岱庙无涉（参《周郢文史论文集》页125-147）。2000年10月，在岱庙整修施工中，于正阳门下出土残石一方，碑阳刻辞云：“本路运使高大夫施钱叁拾贯文省，本宅十七官人施钱叁贯文足，周氏施钱伍贯文足，并为翻修嘉宁殿使用。伏惟圣德，俯赐洞鉴，保佑禄位超升，阖宅平安。政和五年三月初九日。”又：“河东路都运陈知存施钱五十贯文，充修嘉宁殿并□□教郎□□□钱五贯文，乞保家（下残）”。此外碑阳下段还有“宣”、“嘉”、“承信□（郎）”、“嘉宁”残字四行，亦为楷书。此石的出土，最终证实了我殿名嘉宁之说。这一嘉宁殿，自金代大定被易额为“仁安”之后，原殿名已不为人知悉（明弘治《泰安州志》已无相关记录），如非《曲阜集》碑文及嘉宁残石的发现，则必湮没无闻。而《水浒传》却直笔写入这一宋代殿名，如果不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后世作者，于此实无从悬拟（小说非同于考据，实无必要为一殿名，先来岱庙作考古发掘）。故这回文字中虽羼入金代“仁安殿”之名，但其初稿必成型甚早，至迟在宋金之际（大定之前），否则无法让人理解这种记事惊人准确的现象。
再说正阳门，当代研究者认为“正阳”门名始于清代（刘慧《泰山岱庙考》页87）。但我考正阳门之称，自宋已有。据民国时王次通于岱岳观附近所获宋元符残碑，“行书，有嘉宁大殿、第一重正阳门里，第二重门，重木钩栏百间等”（《岱臆》）。《水浒传》的“正阳门瑞气盘旋”，不期又与出土的宋代碑石暗合无间。
小说中重场铺叙的“打擂”，也是宋元风俗，自元代被禁后，有明一代，再未见岳庙设擂的记载。明末张岱《岱志》虽有“东岳庙前，……相扑台（擂台）四五、戏台四五，数千人如蜂如蚁”的记录，但度其语意，似是表演性质的“乔相扑”，而非惊险激烈的武林争霸赛（否则不可能多达“四五”）。
总观《水浒传》中出现的泰山事物，绝大部分为宋元时期所独有，而非入明之后世人所能知悉。因此也可据以推定，《水浒传》底本的源起，可能始于宋末，而最后定型，亦不可能迟于元末。对于《水浒传》的成书，著名学者叶德均先生在《戏曲小说丛考·<水浒传>与宋元风习》中发表过精僻的见解，他指出：现在的《水浒传》不是成于一代之中、一人之手，是从宋代以来至晚明为止四五百年间经过许多“书会先生”和民间文士及书坊主人之手，许多次的增补、修订、删削而成的。其中的风习、事物、语言、习惯，都和宋元时实际情形相符，它是宋元说话人就当时真实的事物来叙述的；到了宋元写成定本时，对这类事物也很少改动。——叶著这一睿见，竟然在《水浒传》与泰山文化的联系对勘中，得到全面印证。
参考文献：
《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水浒传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水浒研究论文集》：沈伯俊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水浒研究》：何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006年6月于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