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有史以来并无清河县，《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词话》）的作者，却偏偏将清河县安置在山东省东平府辖区内，为后世研究者摆了个大谜阵。不过，一方面由于小说文本对清河县内主要地名及其周围相邻地区的地理位置描述清楚，方位里程的表述大多确当，具备可考的条件；另一方面，随着“金学”研究的日趋深入，人们愈来愈意识到弄清清河县所在的真正区域，对于进一步探明《词话》的作者和全面正确地解读作品至关重要。于是，问津者纷沓而至。遂有“北清河”（河北省邢台地区清河县）说，“南清河”（今江苏省清江市）说，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市）说等观点出现。对于已知诸说，笔者经细心考察核对，认为均非作者实际描写的清河县。故愿在此粗陈己见，以就教于大家。
一、书中描写的清河县既不是南清河，也非临清州。
1、《词话》描写的清河县县城距运河有十余里旱路，由运河穿绕而过的临清城、南清河县城均不具备此条件。小说第35回，有一段写夏提刑相邀西门庆迎接自河道而来的山东巡按御史曾孝序的文字：
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学生差人打听，姓曾，乙未进士，牌已行到东昌地方。他列位明日起身远接。你我虽是武官，系领敕衙门，提点刑狱，比军卫有司不同。咱后日起身，离城十里寻个去所，预备一顿饭，那里接见罢。”西门庆道：“长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长官费心，学生这里差人寻个庵观寺院，或是人家庄园亦好。教个厨役早去整理。”
由上述可知，西门庆迎接上司走的是有寺院庄园的旱路，路程十里，比府县文官晚接一日。早接一日的所行路程定在十里之外。第49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的情节，行程写得更明白：
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舡上拜见了，备言邀请宋公之事。
这里作者向我们提供了自清河县城至新河口陆路距离为五十里的确切数字。后文写西门庆先后送蔡九知府、侯巡抚到新河口，都是清早骑马出门，傍晚才回家，骑马行一天的路当不少于五十里，便可作为这一里程数的旁证（分别见第75、76回）。书中描写的清河县若是临清城与南清河城，来往的船可撑入城内或城边，何必先行两日，中途备饭远接呢？
2、持“临清”与“南清河”说者用来论证的几个重要地理名称的位置多不可靠.
(1)新河口
王萤与周维衍两先生在各自的文章①中，都提到了“新河口”。周先生还把它作为判定《词话》成书年代的依据，足见其在文中的重要性。然而，两位先生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明代在自北清河至南清河的远河两岸，并无“新河口”的地名。《词话》刻本问世之前，这段运河曾先后开挖了6条新河，可称作“新河口”的，至少有12处，何以证实某处就是小说中写的新河口呢？
（2）狮子街
王萤先生根据临清有狮子桥，便推论出：“由此桥而名命附近的街为‘狮子街’，实指今存大宁寺街。”小说中仅有“狮子街西首石桥”的文字，并未言狮子街西首有狮子桥，何以证明石桥就是狮子桥？即使有狮子桥的街也不一定就命名为狮子街呀，石桥——狮子桥——狮子街的推论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性，难以令人信服。
（3）砖厂
王萤先生提到“临清城内有砖厂两处，可能均为小说所言‘砖厂刘公公’所管辖。”小说所写刘公公管辖的砖厂在城南30里处，并不在城内，若城内有砖厂，那么管砖厂的刘公公、黄主事与安枕等宴请西门庆，又何必跑到30里外的城郊去呢？
3、误以《词话》从他书拿来的情节中的地理名称作依据，来论证《词话》中的清河县地理位置，得出与实际不符的结论。
周维衍先生以《词话》第47回扬州苗员外在徐州洪被船上贼人打落水中，其死尸只能顺流漂到南清河县，而不会逆流漂上北清河县为理由，断言《词话》中所写的清河县就是江苏境内的南清河。这个证据看起来很有力，似乎无懈可击。连对此文质疑的张家英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未注意到：《词话》中的这段文字来自《百家公案传》中的“港口渔翁”故事。原故事中的清河就是南清河。该故事讲蒋天秀（《词话》改名苗天秀）带家人前往东京.“行了数日旱程，”来到“一派水光”的“河口”。扬州距南清河300多里路，按路程推算，这个河口应是南清河西南淮河与黄河汇口处。书中又道：“是日，包公因往濠州赈济，事毕转东京，经清河县过。”濠州距南清河不远，一在洪泽湖西南，一在洪泽湖东北。由濠州向东南转至开封路径的清河县，只能是江苏的清河，绝非河北的清河。《词话》作者将这段故事拿来时，无意将原故事发生的地点残留在自己的小说中了。同时，又为了使它与自己书中的人物情节与地理方位挂起钩来，有意将“董家人将财务回往苏州去了”一句，改为“这苗青另搭了船只，载至临清码头上，钞关上过了，装到清河县城外官店内御下。”将办案人包公改为西门庆。于是在这回文字中，出现了南北两个清河县混为一谈的现象。这完全是作者借用他书故事未曾消化的结果。周先生的论证可能没有顾及这一点。
王萤先生也列举了《词话》第94回出现清河、临清混为一处的现象，进而确定“作者真正描写的实为临清州。”清河、临清混为一处的现象在94回后还有。如第98回。写陈经济早晨动身由清河来到临清酒楼，“看着做了回买卖”，与韩道国夫妇吃了会儿茶，“叙些旧时已往的话”，又与韩爱姐枕上风月了一番，还不到中午。七十里，一天的路程，似乎举足便到了。众所周知，这一回情节是借用了《古今小说》中《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故事。该故事发生在南宋时的临安府，主人公是一个开丝棉铺的吴员外的公子吴安。他家距铺子很近，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铺子里。显然《词话》作者将其变为陈经济与韩受姐故事时，又把清河守备府与临清酒楼当作吴安家与吴安铺子了。其他如清河、临清混为一处的现象，是否与借用他书情节有关，恐怕也很难说。
4、论者没顾及《词话》实际描写的几个大的地名方位。
（1）《词话》中的东京实指明代京城——北京。《词话》凡叙述来往于清河——京城的人物事件有两类。一类是西门庆与家人或京城官府干办者的来往事件，共计15次；一类是京城官府来山东或地方官入京，共6次。前一类地理显示皆含混其词，难以判断行程路线和京师位置。仅有一次写西门庆进京前到怀庆府会林千户，表明东京为开封。然而，所写行程路线不大合情理。后一类叙述则显示出较明确的地理方位，足以说明书中的京师指北京。关于这一点，阎增山先生在《<金瓶梅词话>地理考》一文中，论述甚详，此不复赘述。而周先生所以持“南清河说”，恐与其误以京师为开封的地理概念不无关系。
（2）《词话》描写的清河处于东昌府、济南府、泰安府、兖州府、济宁府构成的三面相环的马蹄形区域中，远在江苏的“南清河”与鲁西北这一区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3）小说第100回写韩爱姐自清河南下浙江湖州，寻找父母。行至徐州府，巧遇叔父韩捣鬼。徐州在南清河之北，湖州在南清河之南，若《词话》中的清河县为南清河，前往浙江寻找父母的韩爱姐，怎会北上徐州呢？
以上分析若能成立，足以说明《词话》中的清河县既不是临清，也不是南清河。
二、《词话》写了两个清河县。
前80回为大清河上游流经的山东东平县，后20回为清河（清凉江）流经的河北清河县。
《词话》作者为我们判定清河县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两个地理方位参照坐标：东昌府与临清州。凡从京城来山东的官吏都乘船，沿运河南下，过东昌府。而后，东平府与驻清河县的官吏西北行到新河口迎接。由此可知，清河县位于东昌府南，在东平府附近。凡自南方贩货北上的船只过东昌府后，到临清钞关纳税，再转陆路向西北约行一日到清河。可见，这个清河县是位于临清西北的直隶广平府清河县。这样，书中便出现了两个清河，一在今河北，一在今山东，两县南北相距三百多里。
值得注意的是“临清钞关”之名在第47回苗青杀主后才出现。前46回所展示的清河县的地理方位有如下特点：其一隶属山东省东平府,且与东平府驻地相距不远，往返约有半日路程（详见下文）。其二，与阳谷县“近在尺咫”，为邻县。其三，郓王府、守备府也在哪一带。在第47-80回的34回篇幅中，临清州虽出现过4次，但地理显示较模糊。随着西门庆与京官和地方官的频繁交往，前46回所规定的清河县地理位置的特征在这几回书中表现得愈来愈清楚了。县城周围的地理环境也愈加具体明朗，如新河口、永福寺、玉皇庙、砖厂、西门氏祖坟等。自清河县县城至京城、东昌府、衮州府、济宁府的行程距离并不能叙述得很准确。人物活动的地理中心主要仍是东平府附近的清河县。
然而到80回以后的20回文字中，东昌府、东平府消失了，阳谷县、郓王府也隐于幕后了。位于东昌府南100多里处的新河口也突然飞到了东昌府北100多里外的临清，处于清河县县城之西运河之东岸作为迎送客人滞留所的永福寺，也越位到城南西门庆祖坟旁。相反，临清的地理环境描述得具体、细密多了。出现了“广济桥”、“宴公庙”、“谢家酒楼”等。清河至临清的路线、里程写得很真切，从而愈加使人深信清河县为直隶广平府清河县。由于小说的主人公由西门庆变为陈经济，人物活动的地理背景也由清河县渐渐东移至临清，并不时地出现临清、清河混为一处的现象。总之，最后20回故事发生地由山东东平县移至河北清河和山东临清。
三、作者原来构思的故事发生地是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平府在东平县（清河县）西北的故须昌城。府、县相距十五里。
1、清河县位于运河东岸。
《词话》第48回，写阳谷县县丞狄斯彬奉东平府府尹之命，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
不想这狄斯彬县丞率领一行人，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正行之际，忽见马头前起一阵旋风，团团不散，只随着狄公马走。
再看该文所借鉴的原《港口渔翁》中的故事：
（包公）正行之际，忽马前一阵旋风，起处哀叱不已。包公疑怪，即差张龙随此风下落。张龙领命，随旋风而来，至岸边乃息，张龙回复包公，遂留止清河县。
将两文对查，明显看出“巡访到清河县城西边”一句，原故事中没有，是《词话》作者添加上去的。这恰好透露出作者所写清河县的位置真相，“河”即运河，运河在清河县城西边，清河城自然位于运河东岸了。
2、“新河口”就是袁家口至沙湾一段新河在沙湾与旧河相接处的“新河头”；“新河口闸”就是位于沙湾的“新河头单闸”。
“新河口”犹似运河上的港口，来清河的船只多在这里靠岸、起程，因此，“新河口”的位置确定了，清河县的位置也就随之找到了。然而，在明代南北清河之间的运河上，并无“新河口”的地名，它只能是某段新开运河的一个重要河口。查明代有关运河史料，知自明永乐九年开挖元代会通河至今日见到的《词话》刻本问世的万历四十五年，在北清河至南清河的运河上，曾先后开挖了6条新河（不包括水渠和运河之外的新河，如武城县护城新河、平阴县西十里的新开河等）。这6条新河是：
（1） 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负责开挖的一条自汶上县袁家口至寿张县沙湾，长达60里的新河。这条新河由元代会通河向北徙了近20里。②
（2） 嘉庆七年正月，总河都御史盛应期建议，30年后，督理河漕尚书朱衡负责凿成的自南阳闸至留城长达140里的新河。新河改道昭阳湖东，由旧河向东迁移了30里。③
（3） “韩庄新河”。隆庆三年，由总河翁大立提出，到万历二十二年总河舒应龙挖成。此河在韩庄性义岭南开河道，引湖水由彭河注入珈④河,长40余里。⑤
（4） “珈⑥河新河”。万历三十二年，由总河李化龙负责开凿，自沛县夏镇李家口引水会澎河，经韩庄湖口，再会珈⑦、沂诸水，出邳州直河口，长达260余里。⑧
（5） “三里沟新河”。嘉靖末年，于清江浦南三里沟开新河，设通济闸，使运河与淮河通。万历六年重治，到万历十年在总河凌云翼手中完成。⑨
（6） “永济新河”。万历十年，督漕尚书凌云翼主持开凿的位于浦江浦西，自城南窑湾至通济闸出口长达45里的新河。⑩
沙湾以北至临清为元代会通河旧河道，临清以北（包括流经清河县段）是宋代旧河道，皆无新河。
以上6条新河，何处是书中所写的“新河口”呢？这要看《词话》的描写的“新河口”位置与上述资料中哪条新河的河口接近。小说对新河口位置的显示，以第49回迎请宋巡按最为具体：
一日来保打听得他与巡按宋御史舡，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东昌府地方，使人先来家通报。这里西门庆就会夏提刑起身，知府州县及各卫有司官员，又早预备祗应人马，铁桶相似。来保从东昌府舡上，就先见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后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舡上拜见了，备言邀请宋公之事。
巡按御史宋乔年来山东上任，任所在济南府（见《明史·地理志》），自东昌府沿运河，船行百里至寿张县沙湾，再沿河向东北行，入大清河至济南府。此回文中写道：“后来宋御史往济南去，河道中又与蔡御史会在那舡上。”说明我们对其上任路线的分析是正确的，因西门庆与东平府官员的迎请，蔡御史帮腔，宋巡按方自沙湾来到东平府察院。从行程的时间推算，小说的叙述与我们的分析也是吻合的。东昌府至东平府清河县（今东平县）150里，报信人骑快马需一天时间，西门庆与众官员得信后，再从清河县出发到沙湾，50里路程，众人骑马行走也需半日。这样自东昌至清河，再从清河至沙湾，共需一天半时间。东昌府至沙湾走水路，也需一天半时间。恰好可在沙湾相遇。由此可知，迎请宋御史的“新河口”当在沙湾一带。而沙湾恰是明永乐九年，宋礼负责开挖的袁家口至沙湾一段新河与旧河相接的新河口。宋巡按到济南任所上任，至此要转弯沿盐河东北行，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是运河与盐河的交汇点，东西南北水道的枢纽，也是引黄河水入注运河的入水口。
那么，这里有无“新河口”地名呢？这是确定位置的关键。原来，沙湾有沙湾河，沙湾河东岸有“旧金线闸”。“明正统三年，移于沙湾河东岸。”11与旧金线闸相对的是“新河头单闸”。“洪仁桥单闸、新河头单闸，俱在运河东岸，与旧金线闸相对”。12值得注意的是“新河头”与“新河口”不仅位置相同（都在沙湾），字义也相近（都有开始之义），甚至连读音也同韵相似。这恐怕不全是巧合吧？很可能“新河口”就是“新河头”；“新河口闸”就是“新河头单闸”。
更为有趣的是，沙湾距东平州（实为清河县，见下文）的直线距离恰好50里。东平州至戴家庙闸35里13；戴家庙至其北面的的张秋镇30里；14而沙湾位于张秋镇与戴家庙闸之间，在张秋镇南12里，戴家庙闸北18里处。15如果沙湾一带范围的直径有3里的话，那么，沙湾南端到东平州的距离恰好是50里。又根据《词话》中描写的“新河口”至清河县的路程为50里，便可断定，位于沙湾的“新河头单闸”就是《词话》中提到的“新河口闸”，俗称“新河口”（见《词话》第72回）；位于沙湾的“新河头”就是小说中的“新河口”；“新河口”东南50里处的清河县就是“新河头”东南50里处的东平州。
3、“郓王府”在东平州西北十五里处的故须昌旧城一带。
《词话》多次出现“郓王府”。第30回：（蔡太师）“又取过一张札付来，把来保名字填写山东郓王府，做了一名校尉。”第33回：“（韩道国）是破落户韩光头的儿子，如今跌落下来，替了大爷差使，亦在郓王府做校尉。”第67回，韩道国向西门庆说：“小人身从郓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纳官钱，如何处置？”西门庆央任后溪到郓王府说情。西门庆家的男仆在郓王府当差，一仆二主，足见郓王府距清河县不远。
“郓”即郓州，隶属山东，故蔡京称“山东郓王府”（实为明代政区称谓）。郓州系隋开皇十年设置。起初州治在万安，后来迁移到东平，治所在须昌（见《东平州志》）。所以《东平州志·历代封号志》载，有唐宋金三代被封为郓王的7人姓名：唐代李温、李炜，宋代赵楷、赵元份，金代完颜昂、完颜环、完颜琮。后附有“历代郓王小传”。据上述郓王府与郓州治的密切关系推测，郓王府的位置在郓州州治须昌附近。《东平州志·河患》为我们的推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河决，大涨蹙清河，凌郓王城，几陷。”可见，郓州有郓王城。且在大清河东岸，而当时的郓州州治须昌城也在大清河东岸。又据《东平州志》：“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河决郓州，王陵埽浮，……三月十一日，翰林待诏朱度，奉宣诏旨，州守姚铉奉旨，修建州城于坟阳乡之高原，即今城也。”《方舆纪要》载：“徒州志于东南十五里汶阳乡之高原。”由于大河决口，州城被水困，王陵埽浮，所以奉旨迁城，足见郓王的王陵就在州治所在的须昌城边上。郓王城也定距郓王坟不远。后郓州城由须昌向东南迁移了15里(即后来的东平府、东平州、今东平县治所),那么郓王城在东平州西北也不会太远。
这个考证结果与《词话》对西门庆与郓王府交往所描述的地理情形是一致的（详见下文）。鉴于北清河、临清州、南清河县没有也不会有郓王府、郓王城，因此，可断定与郓王府、郓王城相邻的东平府清河县只能是大清河上游流经的今东平县。
4、《词话》中的清河县就是今山东省东平县，小说中的东平府位于东平县西北的故须昌城，府、县相距15里。
关于清河县与东平府两地的位置，《词话》为我们提供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府县不在一处，两地相距约十多里路程。第47回，王六儿在狮子街巧遇玳安。文中道：“到十七日日西时分，只见玳安夹着毡包，骑着头口，从街心里来。王六儿在门首叫下来问道：‘你往东平府送礼去了？’玳安道：‘我跟爹走了个远差，往东平府送礼去来。’”既称“远差”，又“日西时分”方回来，足见府、县不在一处了。至于两地路程到底有多少？小说第34回交待的更清楚：
到次日，厨役早来，收拾备办酒席。西门庆先到衙门中拜牌，大发放。……来家，有乔大户使了孔嫂，引了乔五太太那里家人，送礼来了。一坛南酒，四样希品。西门庆收了，管待家人酒饭。孔嫂儿进月娘房里坐地，吴舜臣媳妇儿郑三姐轿子先来了，拜了月娘众人，便陪着孔嫂儿吃茶。正值李智、黄四关了一千两香蜡银子，贲四从东平府押了来家。
西门庆一早到衙门办了些公事，来家已是吃早饭的时候，故管待送礼客人吃饭。坐轿来赴午席的堂客郑三姐已在家吃过早饭，拜了月娘众人后，又陪孔嫂吃了会儿茶，显然时间已是早饭后了。即贲四一大早从东平府押着银子赶到西门庆家，已是在早饭之后了。从清晨到吃完早饭其间约有两个小时，当时是正月间，天短。小说第84回写吴月娘到泰山进香，“天寒日短，一日行两程，六、七十里之地。”一日以8小时计，一小时约行八、九里路，早晨两个小时约走十六、七里路，即东平府到清河县约有两个小时，十六、七里路程。
其二，东平府位于清河县东北，清河县在东平府东南。凡自京城（北京）来的官员，在新河口下船，必须过东平府，而后到清河县。迎请宋巡按，便是先入东平府察院，住一夜，第二日坐轿到清河。书中写道：“当时哄动了东平府，抬起了清河县”（见第49回）；迎请六黄太尉又是“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由此可知，接回京官的路线自西北向东南依次为：新河口——东平府——清河县。足见清河县在东平府东南。凡自南而来清河、东平府的官吏，又必是先到清河县，而后去东平府。《词话》第51回，写工部主事安枕督运皇木，，由荆州北上京城复命，路经山东省东平府。安枕先到清河县城南30里处的砖厂，拜见黄主事，而后与黄主事一同北上，拜谒东平府的府尹，因路经清河县而顺路拜访西门庆。其由南及北的行走路线是：砖厂——清河县城——东平府。这再一次证明，东平府位于清河县之西北。有趣的是，《词话》提供的这两条信息所规定的东平府、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上的须昌城与东平州的位置完全吻合。
《大清一统志》：须昌故城“在东平州西北。本春秋须句国地，……汉初改曰须昌……后唐改曰须城。宋咸平三年徙州治于东南汶阳乡之高原，即今治也。”《方舆纪要》：“徙州治于东南十五里汶阳乡之高原是也，金元明因之。”《东平州志》：“旧城陷没在今州西北十五里，今为埠子坡，旧迹有存。”以上材料说明，今日东平县城是宋咸平三年由西北旧须昌城迁来的，旧须昌城在今东平县城西北15里，今东平县城位于旧须昌城东南15里，与《词话》的地理位置描述对查，便发现小说中东平府的位置是在故须昌城。而小说中的清河县就是须昌城东南15里的今东平县。
也许有人会说，到作者写小说的明嘉靖、万历初年，故须昌城已是断壁颓垣，作者不可能再将其写入自己的小说。众所周知《词话》作者不仅对鲁西北一带特别是东平州的地理沿革颇为熟悉，同时对宋史也极精熟，不少宋史中官吏的籍贯、性格可随手写出。须昌城因水患迁徙之事，他不会不知道。更何况《词话》正是假宋写明呢！故而作者将宋代的须昌城写入小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所不同的是宋、明两代郓州、东平府的治所虽一度在须昌，但大多时间为今东平县城，而作者却将其改在须昌。作者所以这样处理，我想除因须昌曾是国郡、郡府、郓州州治外，主要是为了便于展开复杂的故事情节而有意安排的。因为明代作者对几百年前须昌故城的了解，毕竟不像对东平城那么熟悉那么有生活实感，故将全书人物故事活动中心安置在他十分熟悉的东平城，而须昌城内的街市房屋布置则写得很模糊。
那么，作者因何将东平县称为清河县呢？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宋史·地理志》在“东平县”下有小注：“宣和二年复置，政和三年罢。”注者将这两句的位置弄倒了。正确写法应是：政和三年罢，宣和二年复置。即自政和三年到宣和二年的十年间，东平县名是不存在的。作为作者构思的故事的活动区域既然没有名称（已废置），作者为之起个名字写在小说里，自在情理之中。其二，古人为郡、府、州、县命名，除依据姓氏、历史典故、物产等外，山川名也是命名的重要依据。即以山川命名某府某县已是传统的习惯做法。河北省清河县，所以用“清河”命名，就是“因境内有清河（清凉江）而得”（《清河县地名资料汇编》）。“临清”则是因以临近清河而得名。称东平县为清河也是此道理。那是因大清河上游南北纵贯山东省东平县全境，且从县城环绕而过的缘故。作者很可能依此命名该县为清河县，并写入自己的小说。这样既有根据，合情合理，又施放一下迷雾，巧作伪装。不过他毕竟为后人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个清河县在运河东岸，与阳谷县为邻县，距“新河口”陆路50里，大清河流经，郓王府所在地，宋代归山东东平府管辖，故称之为“山东东平府清河县”。至此，山东清河县的谜底已经揭开。
以上，笔者考定《词话》作者原来构思的故事发生地为今山东省东平县，但并不等于《词话》没写今河北省清河县。小说第47-80回，也写了河北清河，那不过是作者惯用的掩饰笔法，像遮掩作者的真实姓名一样，故意遮掩所写的真实地名。像混杂宋、明两代地名一样，有意混淆清河县名。在小说的后20回，作者将故事发生地转移到北清河与临清了。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5-22 15:38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