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某地讲课后,有教师找我谈话,直率地问我是否知道农村教师的生存状态,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基层教师在学校的地位,等等。我当然了解教师的生存状态,因为我自己的学校也存在许多无奈的现象。但至于教师在学校处在什么地位,我则认为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教师的地位取决于他自己的追求,特别是从精神层面而言。 拙作《不跪着教书》出版后,常有读者来信,问我是否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有些教师以为我对光鲜招牌下的真相一无所知,写了很长的信给我,这些信有很多揭发所在学校疯狂的应试措施,有的揭露了教育系统内部的腐败,有的则倾诉自己理想破灭的过程,等等。 总而言之,大家好像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对未来都同样的寄予期待,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共同的矛盾。 一是没有自由。有教师说,在基层学校或是农村学校,校长往往就是土皇帝、“一言堂主”。“校长负责制”成了合法的奴隶制,校长成了无所不管的奴隶主。因为教师过剩,校长不愁找不到上课的人;他们动辙以“解聘”来威胁那些有独立思想和意志的教师,逼使他们服从所谓的“统一管理”。时下教育局长和校长的专制作风比文革前后还要严重,而社会关系网从来就不可能保护普通教师。指望教育行政机关撤换一个有不良纪录的校长,可能比打一场抗日战争时间还要长,不等到他们坏事做绝、恶贯满盈,不等到他们拖到退休年龄,是不会“采取果断措施”的。校长的位子常常坐得很稳。这也是县乡镇中学教师大批涌向城市的原因之一,因为城市教育管理的文明程度多少要比乡镇高一些。 二是不堪重负。基层学校几乎完全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治校原则绝对反动、保守、落后。许多校长们每年学习考察不断,穿着西装,拿的是人民币,脑袋却退回了满清。天高皇帝远,上面说什么他都能胡乱应付,他甚至有胆量对抗,并且不怕有人来追查。更有恃无恐的,是他敢宣称“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颠覆素质教育方针,他只要告诉农民,“不狠抓死揪升学率,你的孩子就上不了大学,你们爷儿俩只能对望着淌眼泪”,农民就会认为这种校长“实在”。所以一批号称“高考集中营”,敢于“狠抓死揪”的样板学校近年公然标榜是“素质教育”,而教育界内外无人置喙,反正已经是一大哄了。 没有美,没有爱,没有理想,没有崇高。因为要教会学生适应残酷的竞争,教会学生在竞争中获胜,就得利用别人的失误,就得“留一手”。在一些学校里,教师的备课资源是保密的,和手工业工匠一样存在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危险。应试型的教师最得青睐。有些特级教师等同于应试工匠,不见鹞子不撒鹰。这种竞争和教师的实际利益挂上了钩。这种竞争不可能在一种和谐的环境中开展,只能是一场疯狂的撕咬,只能是弱肉强食。而这一切都赤裸裸地公开在学生面前。于是,学生在初识人生阶段,在人生之途最为美丽的校园,就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私冷酷及种种丑陋,那是一生都难以抹去的污秽啊。 三是收入低。教育投入少,教师的许多福利待遇无法落实,出现过长期只能发“国标”发不出“地标”的情况。某些地方所谓的“不拖欠教师工资”,指的是国家标准一文不缺,但是地方标准无钱执行。我听过这样的故事:教育局到基层学校听课,一节课40分钟,教师上了24分钟就说:“‘国标’部分我上完了,下面是‘地标’部分,大家自习。”——因为他的“地标收入”应当占总额的40%,而那每节课余下的16分钟属于长年没有人付工资的部分。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只好各显神通。教师最方便的挣钱路子就是搞家教。有报道揭露,教师上课不讲,指定学生放学后到家里来补课,然后收取补课费;而且只要付费,“死揪”无妨。这种固然是缺乏师德的行径,但是在他生活缺少保障的情况下,你有什么资格理直气壮地指责他、要求他恪守师道呢? 如果教师过着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他将如何使学生懂得尊严?如果对教师缺少必要的人性关怀,又如何要求他对学生施以人性化的教育呢? 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但也要讲道理。”这句话很耐人寻味。我认为学校应当注重学生的人格养成,也应当注重教师的生存权,只有把教师当人,教育才能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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