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吕型伟：要谈教育创新，先读教育史吧！

三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曾经撰文说，教育，不是那么好创新的。从孔夫子到卢梭，教育的真理已经被说的差不多了。留给我们的创新空间实在有限。年轻时我很是想搞“教育创新”，到后来，我越来越不敢说“教育创新”了。而面对当今各种眼花缭乱的“教育创新”——有人动辄说自己“首创”了什么，“第一个提出”了什么，等等，就我只能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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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文史收藏


编者注：时下，教育创新呼声不断，无论民间行动者，还是官府开明之士，甚至引来了大量的投资家，为表现一种姿态而宣布的创新常常因为没有实质的新意而“闹哄哄出场，冷清清收场”，殊不知，很多的意见是百年前梁启超们已经讨论过的；而有实质创新又常常因为体制性压迫而夭折，试想新世纪已经多次教育改革潮，11年过去了，又有多少教育“创新”朝生暮死？我们重发此文，既是对老先生文章的纪念，更是呼吁大家重新梳理百年教育史。
2003年5月15日下午，应上海市教科院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中心的邀请，著名教育家吕型伟教授与中心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主题是“要学点教育史”。
吕型伟（1918～2012.07.17），浙江新昌人。著名教育家。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历任上海省吾中学教师、教务主任，上海市市东中学校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研究教育理论。撰有《科技发展使传统教育面临重大改革》《创建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 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等论文。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普教专家”称号。
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叫创新？近年来在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形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我称之为浮肿病与多动症，口号不断翻新、模式层出不穷，仔细去检查一下，除了向你展现那一点形象工程以外，大都是文字游戏，其实一切照旧。我也曾说过这一场教育改革如果最终失败的话，原因大概就出自上面讲的两种病。病因是多样的，有的是为了出名，有的是出于无知，好像田径运动员，不知道世界纪录是多少，却自吹自己破了世界纪录。
教育这个社会现象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探索教育规律这条道路上前人已做了大量工作，进行过无数次实验，提出过许多教育理念、理论，成功的、失败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自吹是创了新理论、新模式呢？
爱因斯坦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教育也应当是这样。你一不知道有巨人的存在，二不知道巨人的肩膀在哪里，却自称已达到历史的高度，岂不要让行家笑话？
记得1978年刚刚对外开放，我临时被要求接待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他是来中国了解《学会生存》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与评价的。他从北京到西安、南京，最后才到上海。可当他在上述各地考察中得知，中国竟无人知道有这本到1974年时已译成33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的著作时，表示大为惊讶与失望。于是市外办的同志问我是否知道有这本书，并与我商量能否接待他一下，又谈到不要让他带着失望与轻视离开中国。也正巧我看过这本书，也就与他有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并使他满意而去。之后我立即建议出版社赶紧翻译出版了这本书(1979年10月)。
这本由法国前总理富尔为首编写的书，无论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教育理论书库中的一本巨著。这本书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学习社会的理念，确是一座高峰，以后的什么教育的四根支柱等等都是由此延伸而来，如果你不知道有这本书，不知道它在教育理论、观念上有什么新的发展，达到了怎样的新高度，却闭门造车、夜郎自大地声称有了什么创新，岂不给人笑话！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人类教育史上第一本教育理论书《学记》至今已有二千年的历史，以后世界上又出过多少教育理论书籍，出过多少有影响的教育家，我们不可能一一都去阅读研究，那是专家们的事。一般的教育工作者不可能这么去做，但是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或者作为一个教育家型的校长，对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巨人以及他们的主要代表作、主要的理论贡献，不应该一无所知，更不应妄自称大，打着创新者的旗号到处去吹。前不久我看到一份安徽的报纸，其中报道说“当代孔子”最近去合肥讲学，我就奇怪哪来了位“当代孔子”。仔细一看，原来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博导、博士，有没有研究过这位自称是“当代孔子”的学说？如果没有，那么要么他是假的，要么你们的博士是假的，两者必居其一。
世上怪事不算少，但没有今天这么多。
所以，前不久我向顾泠沅同志建议，教育部“十五”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课题组的同志要学习一点教育史，主要是教育思想史，特别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代表作。太早的暂且不管，希腊罗马时代、孔孟时代暂时放一放，我也不主张言必称希腊，我们不是太专门的教育理论专家，太早的就让专家去研究。但进入近现代之后，例如文艺复兴以后，或者工业革命之后，也就那么三五百年吧，在这期间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教育思想、理论，他们进行过哪些有益的探索与实验，有些什么经验教训，有什么代表性的论著，精通不行，略知一二是可能的。
譬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恩格斯就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
正是这个时期的一批著名教育家在教育上奠定了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提出了发展儿童积极性、自动性的要求，重视智力的发展，提出了广泛的课程表，除人文学科以外，还增加了自然、物理、地理、历史、数学、天文学等等内容。特别提出尊重儿童人格、发展儿童人格等观点。
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意大利的维多利诺(1378～1446)，在1423年制订了五条办学原则，他大概可以说是愉快教育的祖师，还办了一所学校，自己给学校取名为“快乐之家”，自称是仁爱之父，学校充满人文精神。有人说愉快教育的祖师是卢梭(1712～1778)，但卢是18世纪的人，有人说祖师是斯宾塞(1820～1903)，而斯是19世纪的人，维多利诺要早得多。还有两位人文主义教育家，一位是法国的刺伯雷(1494～1553)，他的代表作《伽刚丘和潘德格罗尔》，对封建制度作了有声有色的讽刺，对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新人给了崇高的礼赞，他主张要使全部教学变成愉快、轻松、富有吸引力的活动，“以致觉得与其说它像学生的学习，毋宁说它像国王在消磨时光”。另一位是法国的蒙旦(1533～1592)，他要求发展学生的思考力、自动性和积极性。
今天我们的愉快教育能到这个水平吗？我说过我们的“小皇帝”顶多只能享受到6岁，6岁一上学，就从皇帝变成了“奴隶”。过去讲溥仪是从皇帝到平民，我们的孩子比不上溥仪这个末代皇帝。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突出的两个字就是“听话”。稍稍懂事就教育孩子要听话，小时听爸爸妈妈的话、上学听老师的话、工作了听领导的话，似乎听话是中国人的为人之本。
我之所以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多讲一些，是因为我深感我国的历史进程缺了文艺复兴这一段。五四运动对封建冲击了一下，但很快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国民党一党专政、抗日战争、内战、解放后不久出现的极“左”路线、“文革”，致使形式主义、个人迷信大行其道。
现在当然好多了，但改也很难，什么都统一了，哪来创新？不能只许少数人创新，多数人服从。我们称政府官员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可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中国就缺乏文艺复兴这一课，文艺复兴最大的作用是恢复了人作为人的尊严，人民有民主的权利。今天我们讲教育以人为本是否也有这个意思？说明过去我们是不以人为本的，可能也是以人为本，不过是以别人为本。
文艺复兴以后，就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莫尔，他的名著《乌托邦》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可不一定看过。他还是第一个提出普及义务教育问题的人。
然后到16、17世纪，出了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捷克的夸美纽斯，他的著作《大教学论》可以说是奠定了近代教育理论的基础，还有一本《母育学校》影响也很大，特别对幼儿教育，这两本书今天也值得一读。从他开始就有了系统的学制：0～6岁为母育学校，以后是6～12岁、12～18岁、18～24岁分三段；还制订了各阶段的教学计划。他还首先提出了自觉性原则、直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巩固性原则、量力性原则……等等教学原则，主张“要燃起学生求知渴望和学习热情”。他还最早提出学年、学期的概念，还有放假制度、班级教学制度、编写教科书等等，其作用被称为“相当于哥白尼在天文学的发展上起的作用一样大”。他的《大教学论》即使今天也值得一读。
这之后，英国的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话》、法国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爱弥尔》，都是有鲜明的教育新理念、在教育史上有很大影响的教育论著，其中不少观点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
再以后到18、19世纪，瑞士的裴斯泰洛齐(1746～1827)明确提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每个人的一切天赋与能力，而且这种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和谐的，但他又指出发展不能只是依靠本身的力量，而是要外界加以帮助，所以主张要合理安排教育，创立了“要素教育”的理论。他的代表作有《林哈德与葛笃德》、《天鹅之歌》等等，解放前在中国教育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自己也办过几所学校，十分重视教育实践，而且相当成功。他有许多著名的论点，如提出了“教育性的教学”(把智育同德育联系起来)等等。
再接下来就要讲到德国的赫尔巴特(1774～1841)，他的代表作有《普通教育学》、《关于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学的几封信》等。他可以说是与裴斯泰洛齐同时代的人，还曾去拜访过裴氏，并受到裴氏的启发(在心理学方面)，并宣传裴氏的学说和经验。他在教学论上的许多观点，如将教学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等四个阶段，还有在课堂教学中提倡的分析、综合、联想、系统、方法五段教学法(引起动机、决定目的、新旧联系……)，在中国中小学曾被广泛采用。
与此同时代的对中国的幼教有影响的人物还有福禄贝尔(德)，主要著作有《人的教育》，欧文·第斯多惠(德)、斯宾塞(英)等。
到后来德国的凯兴斯泰纳(1854～1932)、美国的桑戴克(实验教育学)被称为美国教育心理学之父，主要著作有《教育心理学》、《智力测验》等。
以上这些教育大师基本上都是欧洲人，总体上代表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近代教育思想。所以，被称之为大陆派、传统派，代表了近代教育思潮。
到19世纪末主要是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影响极大的教育流派，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创始人就是杜威。他对传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起了批判，提出儿童中心的理论，认为儿童是太阳，教师、教育工作一切要围着太阳，强调要将教育的重心由教材、教师和其它一切教育工作转移到儿童，所以也被称为教育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与此相关，他还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等一系列与欧洲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新理念。在1919～1921年，杜威曾两次来华，出版了两本报告集，一本是1919年的《杜威演讲录》，一本是1921年《杜威五大演讲》。经过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宣传推广，在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杜威的代表作《明日之学校》、《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我在师范大学学习时的重要参考书。以杜威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克伯屈设计教学法，还有一种教学方法是废除课堂讲授，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在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或实验室自学的基础上，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支配时间，各作业配有该科教师一人作为顾问，进度可自己掌握，教师检查记录，毕业时间也各不相同，这种比设计教学法更为个性化、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制度，叫道尔顿制，以上两种方法在解放前我都试过。
再有一种叫文纳特卡制，也是将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都要学习的(读、写、算)，但以自学为主，每人进度可以不同，另一类由文化和创造性的经验组成，以小组为背景开展活动，无一定程序，也不要考试。总的实验目标是教学个别化，学校社会化。
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还有一位意大利女教育家蒙台梭利(1870～1952)的教学法，都对中国幼教的影响很大，但最后都没有坚持推广。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课改，课改推出的研究性学习与设计教学法十分相似，我不知道提出研究性课程的同志是否了解过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以及其后为什么会停止执行的原因？
杜威的教育理论由于有陶行知等的推广，包括我在内，解放前在我国中小学影响很大，但解放后杜氏理论被作为政治问题上纲上线受到批判。之后，又全面学习前苏联的教育理论与经验，而所谓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实际是欧洲的传统教育，属于夸美纽斯、乌申斯基的理论体系，中苏矛盾激化后，对此又进行了批判，并开展了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1961年中央又着手制订大、中、小学教育工作条例，我参加了中学50条的起草，而且是主要执笔者。条例得到中央政治局的通过，并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说：“终于我们有了自己的教育学”，可是没有想到不久以后在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发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又批评了这个条例，并在当年党中央还成立了专门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的12人的写作组，我也是成员之一。写作组花了近一年时间对前苏联的教育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前苏联的教育理论体系基本是欧洲传统派的，结论是修正主义教育理论的总根子是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而资产阶级教育当然是不应该接受的。
记得新中国成立，接管教育时也只改了政治课，取消了三民主义、童子军，改了历史课文课本，其他基本未动。
所以建国以后实际是批了现代派，行了传统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不准讲个性、人性、人道，民主也成了问题。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所以1958年搞教育大革命，1964年发表春节谈话，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证明。1965年我还带了一个教育部的调研小组到南京在南师附中实践，后因文革开始就停止止了。
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改革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学生是主体，课改又搞了研究性课程，这是不是又在走向现代派教育？可现代派教育发源地的美国对此也不满，也在改革，而且是向传统派靠拢。所以，我说要好好学习一下教育思想史，总结经验教训，能否从两派中跳出来，这才叫教育创新。
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建国已有50多年，从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以来近百多年，人们总得长点见识吧！
一定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谈创新。
西方教育也在改革，但不能简单照搬。
一句话，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得知道巨人是谁？他的肩膀在哪里？
教育是社会现象，教育既要与社会适应，还要为社会服务。所以教育创新更需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今社会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怎么去服务与适应。马克思认为产生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的源泉不应当从思想和理论本身去寻找，而要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始终认为这才是教育新思想、新理论的源泉，相信新的教育思想大概是出在教育以外。当今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与发展，我认为一是信息技术，二是脑科学，三是道德的空前滑坡，这是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战，其变革深度是历史上的第三次。第一次是从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第二次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要教育创新，要出新思想新理论，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二要研究新的社会现实、时代现实。这是我的主要观点。
我从1936年开始参加教育工作，经历了近现代教育变革的全过程，作为一本活字典也可以，教育界与我同时代而且参与全过程的人，活着的已不多了，活着而且还能思考还能参加活动与实践的人更少了，但是当人们称我为教育家甚至称为著名教育家的时候，我是脸红的，我只承认自己是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我虽然也努力学习教育理论，也努力在第一线实践，并力图有所创新，但现在回过头看，真正创新的、超越前人的几乎没有，我只是不停地学习、实践、探索，在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摇摆，如此而已。我深感进入信息时代与脑科学时代，教育肯定会有重大突破，从理论到实践都会有所突破，可我已没有机会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一代，希望你们第一要学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二要实践，要自己去办学；第三要多调查多到处看看，“三人行必有我师”；第四要关心社会的变革与其他科学的发展，“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以外”。
我非常羡慕你们的年轻，也非常羡慕你们生逢其时，不像我一生大部是在战乱与运动中生活，所以甚至有点嫉妒你们，但我也讨厌那些浮躁、狂妄自大和不学习、不调查研究、不踏实工作，还自吹自擂、自我炒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