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之殇：平庸的教育者

白佛山看云

（原创）2010-06-15 0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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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城市中国》Z君来访，谈及，我对教师的“第一感”。脱口而出的两个字，惟有“平庸”。非要追加二字，当为“相当平庸”是也，没有别的答案。说明两点：其一，话语所及，并未将自己置身圈外；其二，在我看来，教师职业的内涵，当在于“思想，并启迪思想”，仅此而已。其中的“思想”，前者动词，后者名词。前者言指教师，后者言指学生。而学校，无非一接受、交流与生成思想之公共平台，别无它义。巴菲特、索罗斯流，纵横资本市场数十年，均非泛泛之辈。世人言其出色，第一指标便是他们都是一等一的赚钱圣手。尽管索罗斯很有思想，堪称波普尔门下走狗，但，欲从“投资大师”的视角去界定的话，首要的，还是得数数他赚了多少钱。故此，言教师之“平庸”与否，仅拿“思想力”为标尺，别无其他。
    言及教师之平庸，并非刻意自虐，亦非吹毛求疵。尽管，江山代有教师出，各领优秀数十月。即便长盛不衰如魏书生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红透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梦醒总统套房，贫瘠犬儒如故。至于潍坊教育局长某公，扬名立万基础教育界者，无非“抓高考要抓出血来”。半句惊世通言，端的杀气腾腾。北京某重点中学前校长曾经放言，“中国基础教育世界一流，办坏的，是高等教育。”依据是，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数竞赛，连年承包金牌，而北大清华，却沦为哈佛预科班。我在想，说美国“钱多”，似难以构成中国学子孜孜以求的充分理由；而中国“人傻”，或可作为大批聪明人背井离乡的最大动因。人怎么才能够傻一些更傻一些？必答曰，剥夺其自由思想之权利，即可。
    清华美术博导、油画大师陈丹青，在连续4年未能招到一名硕士生之后，终于愤而辞职。他说：“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陈丹青认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恪寅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诚哉斯言！
    普天之下，教师纭纭，“对体制的不适应”者惟丹青君一人乎？非也。而能够公然“拒招”，声言退出清华者，却非之莫属。起码的常识在于，不靠体制开饭，方可言及自由。手执绿卡来去，自然人格独立。如此，陈丹青君之宣言做派，对“最广大”之中国教师而言，仅只“远观”，岂可“亵玩”！拿自己及老婆孩子的饭票玩，谁玩得起？陈丹青其人其事，无可复制。即便就高校教师而言，已属奢侈。对广大基础教育从业者来说，简直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中国要崛起，必当“科教兴国”。谈及“科教”，“教”又在“科”之前，作为其前提而存在。教育者之平庸，对意欲崛起的中国而言，确属“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列。在我看来，广泛发生的基础教育从业者“思想力”之平庸，其因缘，大致有三：其一，教育行政化之高压；其二，教材大一统之禁锢；其三，教师自身之“原罪”。
    “官本位”乃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文化之流弊，当今教育亦难以幸免。为避免触及敏感，姑且以“教育行政化”这样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命名之。表现有二：其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取代了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学校沦为行政官员捞取“政绩”的基地；其二，学校内部，“官本位”横行，教师处于各种“行政管理”的枷锁之中，几无人格尊严之可能。社会、家长、学校、上司包括教师个人物质利益，万流归一，无非“高考”，无非“成绩”。成绩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成绩就是分数。被异化的教育，必当压扁教师。“形势”所需要的教师，从来不是“思想者”。惟有把自个儿打造成合乎时宜的“操作者”，才有可能在严酷的现实利益竞争中分得一杯残羹。前年去江苏，闻知该省高考强区南通，有学校居然每天排出18节课来，数据背后，其残酷为何如！抛开学生不提，即就教师，其身心压抑疲惫，早已超越《劳动法》规定之极限。面对此种惨状，论及思想、自由及其花朵，无异奢侈之至荒谬之至！
    教育行政化之苛刻，还表现在，基础学校中，普通教师对学校建设几乎没发言权可言。虽说，每所学校都堂而皇之地设有“教代会”等民意机构，但事实上，学校从经费开销到管理层任命等等关涉“权与钱”的大小事项，普通教师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发言权。加班加点地劳作，成了普通教师群体唯一的权力，堪称“无权者的权力”。由于教育资源高度行政化，各色各等官员把持着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及其调配权，于是，对官员的忌惮成了基础学校教师普遍的心理红线。如此，教师将 “被塑造”成以下三种形态：拍马溜须型；唯唯诺诺型；孤愤落寞型。第一类，不会去追逐思想，因为，他们就是冲着实惠去的一群。第二类，已经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混口安稳饭吃，即可。第三类，可贵而稀有，他们中，将萌生中国基础学校中最有思想力的教师，但，他们却势必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日子不会好过。
    再说教材。说起来，全国人民一套教材的日子俱往矣，好事。但，无论人教版苏教版，覆盖所及，依然构成尾大不掉之垄断。这样的时候，和以前并无二致，最广大的基础学校教师，依然处于本无所择、照本宣科的境地。从法理上讲，学校与教师唯一所应秉持的，无非真理的发现与传扬。所谓真理，无非有二：一为真相，二为信仰。现代民主政体中，信仰，被视为公民个体权利，学校与教育均无权干预，更遑论灌输。自由市场，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观念与思想依然。当社会被视作马克思所言之“自由人共同体”的时候，个人便拥有了“社会目的”的神圣地位。所谓“国家为人而设立，而非人为国家而存在”是也。由此出发，彼处的学校――无论大学抑或基础学校，无不以成全拥有独到感受力与判断力之个人为己任。
    如此说来，学生及其利益代言人家长、教师与学校，自有着选择乃至编纂教材的权利，自有着依照自己的立场和学养诠释文明的权利。而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言论――包含教材文本以及对教材文本的生成、处理与个性化诠释，均应作为现代教师无可让度之权利。矗立其后的，自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一干基本人权概念。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格局多元，孔墨老韩，兀自开坛授徒，行走邦国，俨然一思想言论之“自由市场”，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唯一星空璀璨众神狂欢的年代。遗憾在于，昙花一现之后，秦皇汉武，联袂绝杀，唐宗宋祖，坐井观天，中国思想从此凋零，繁华不再，流水落花去也！机关之中，师爷纭纭，而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从此断种，风流无觅。
    真正的教师，不一定的是思想家――那些个光荣称号，留待后世分封，并不急待现在发生。但，作为教师，一定得有思想。有思想的前提，在于拥有思想的权利。这些个权利，只能以自由自主地感受、评价、诠释世界与文明而来。以此观照，当代教师――尤其基础学校教师――其贫瘠悲惨为何如哉！照本宣科，罪责首先在“有本”。“本”的存在，罪责有三：其一，成全教师的懒惰，造就懒惰的教师；其二，封杀教师的思想，造就没思想的教师；其三，使教育矮化为“教书”，使学习异化为“读书”，乃至“背书”。似乎，从来没人去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下去，除了垃圾还是垃圾，凭谁问，长此以往，这世界还会有“书”么？ 一个对“书”没有个人观点的教师，又怎么有资格“教书”！
    借用托翁名句格式：杰出者都是一样的杰出，而平庸者，各有各的平庸。川人皆知“湖广填四川”，但，四川的历史老师依然得把屠川魔王张献忠的名字列入“起义领袖”。这样虚假之至的信息，被称做知识，还得命令学生背下来。语文老师面对这样一个语境的时候，如我，肯定不知道该怎样解释那个伟大光荣的“义”字。一个富人为富不仁，算不义。那么，一个穷人杀人放火，就属“义举”了么？失败了的农民造反叫“起义”，而成功了的农民造反，充其量叫“起事”罢了。我们的教材中，充斥着这样一些个公然的谎言，公然的多重标准。你想，这样一个老师，不时，得在课堂上当中散布“历史性谣言”，其痛苦为何如哉！一个连说真话都不得的人，怎么会有一种浩然之气，又怎么能够得到学子们由衷的钦佩和推重呢？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基本逻辑的人，想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大约，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多少！
    教师的平庸，亦来自于，他们思想权利的被剥夺。说起来很惨，惨就惨在，太多的教师，从来就没有拥有过思想的权利。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曾身居高位的文化官员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当然，他老人家的痛心疾首，批判锋芒所至，或许仅及“林彪、四人帮”。但，这句话本身，自有它超越具象话语背景的象征力。当代教师，无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极权社会到威权社会的所有残忍、狭隘和鄙陋，早已渗透了他们从肉身到灵魂的每一细胞。除此而外，构成他们思想的另一源泉，主要，还是由毒液构成。“儒表法里”的驾驭术，辖制过他们。接受、内化之后，照样用以辖制他们自己的学生。学校和教师强烈要求学生“尊重老师”的背后，所依恃的，还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古旧枷锁！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名曰《当代教师的原罪》。关于“思想权利”，说剥夺，那还属奢侈。想想，从来就没有过，何谈剥夺乎！于是，面对这样一张张无辜的脸庞，你只能借来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张冠李戴为――当代教师的原罪。
    “思想”是一种习惯，而当代教师的大部分，基本上，从未建立起来过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拿世纪之交从大学刚毕业的“新教师”来推算一下，12年前，也就是1980年代末期读小学，那时，所谓“应试教育”早已成了气候，“学习”一词，在他们的经验中，或许，从来就等同于“做题”。他们做了教师，自然，会轻车熟路地捡起自己曾经有过的经验，以之作为自己职业行为的准则。因为，人，无论是谁，均很难超越自己的经验行事。一个学生丢了东西，怎么办？基础学校教师，在这种情势面前，经常，得客串侦探和刑警队长的角色――破案。我曾经就职的一所学校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当时），就遇到过这样一桩案例。她的办法很简单，让全班同学每人拿出一张纸，写上“自己认为”的小偷的名字。小偷是“选举”出来的么？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种“想当然”的处理策略，是谁教给她的？这桩偷窃案件，如果真按照她的方式去判决，那么，必然酝酿出一则微型的“人权事故”。
    关于教育，关于基础学校，关于教师，有太多的话可以讲。篇幅所限，就此打住。打不住的，是对教育、学校和教师的热望。平庸的教育者，乃体制的产物。同时，这种平庸，又将进一步强化某种本已腐朽的体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陈恪寅先生70年前的热望，到了今天，我们还要将其束之高阁么？马克思先生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解读，惟“自由人共同体”而已。胡适先生言道，“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国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我想，其要义，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