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东平境内北朝摩崖刻经
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东平县文物管理所 杨浩 赵苹
东平北朝时期的佛教文物遗迹较多，不但有寺院遗址、摩崖石窟造像以及传世文物等，而且还有相当规模的摩崖刻经及数方刻经碑等，在山东地区佛教考古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但在我国摩崖刻经中却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山东地区来说，东平境内刻经更是开山东摩崖刻经之先河。笔者在此仅就东平境内现存的摩崖刻经内容及其现状以及部分刻经碑等作以简单介绍，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东平刻经简介
（一）、洪顶山茅峪刻经：位于东平湖东岸，刻经于而洪顶山的西面茅峪两侧摩崖上，两者水平相距约150米。按其所刻内容及位置编号，共编为21号（其位置详见图一，编号见图二）。
峪北刻经基本上是呈东西向分布在长54米、高25米左右的摩崖上，最东端刻经处的前面又有一凸立的巨大岩石（南石），石之北、西面有部分刻经。具体内容如下：
南石1号：刻经高130、宽155厘米。竖刻文字7行，行10字，字径高8、宽10厘米。由于风化严重，字多殆灭。惟第一行中有“佛门僧法”等数字尚较清晰。
2号：刻经高155、宽165厘米。刻经7行，行9字，均为双勾字。风化严重，字多殆灭，仅存“大”、“佛”、“无”、“菩”数字。
3号：位于南石西侧，竖刻“安王佛”三字佛名，全高150、宽100厘米，其笔划最宽处14厘米。保存完美。
4号：竖刻“高山佛”三字佛名，全高108、宽40厘米，笔划最宽处3厘米。“高”字右部中间稍残，余字保存完美。
南石北1.5米处摩崖上，从东向西依次为5——9号刻经。
5号：为《佛说文殊般若波罗蜜经》中的一节，高240、宽300厘米，竖刻经文10行，行满10字，字径高4、宽27厘米。文曰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无思量无归依无洲/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诃萨行处非行非不/行处恶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
保存基本完好。其中第一行第3字“师”稍有风化；第3行第3字“罗”之“四”部稍有风化；第4行第2字“相”之“木”字左下部残；第5行第2字“无”之右下部残；第6行第9字“限”之“艮”部残，第10字“数”之“文”上部残；第7行第1字“是”稍有风化；第8行第1字“萨”右下角残；第9行第3字“悉”稍有风化。此节经文之首竖刻“僧安道一”四字，全高52厘米。
6号：“安公之碑”文铭，全高120、宽60厘米，碑状形式。上（额）题“安公之碑”4字，篆体，文铭8行，行满12字，字径5.4厘米见方，笔划宽0.8厘米。文曰
图一 二洪顶山地理位置及东平境内部分石刻示意图
图二 洪顶山刻经分布示意图
“大沙门僧安不安所安安所不/能安大道一不一所一所不/能一不安所安不安于安所/不安能安于安不一所一不一/其一一所不
一能一其词曰/安故能一一故能安安一一安/岩上雕刊/释迦双林后千六百廿年”。
保存基本完好。因岩石自然裂缝，额题“之”字上部残，“碑”之“口”部部残，第2字“于”稍漫漶；文铭第2行第2字“安”、第3字“道”稍有风化。
7号：竖刻“风门口碑”4字，全高55、每字径16厘米。保存完好。
8号：竖刻“药师琉璃光佛主”佛名，全高75、每字径7厘米。保存完好。
9号：竖刻“大山岩佛”4字佛名，全高383、宽160厘米，笔划最宽处24厘米。保存完美。
10号、11号刻经在1——9号刻经下方第二层摩崖上，坡度较大，人能立足其上。
10号：自左（东）向右（西）并排竖刻佛名，全长875、高500厘米，依次为：
“式佛/维卫佛/式佛/口弃佛/口口佛/口口含牟尼佛/迦业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观世音佛/大势至佛/释迦牟尼佛/具足千万光相佛（全高288、宽64厘米）/安乐佛/”。
保存基本完好。个别字因雨水浸渍，上结水垢而模糊。其中第4行“口”字漫漶，其字上部为“尸”部；第5、6行各1、2字漫漶难释，第10行第3字“佛”字中间稍残；第14行第1字“释”右半部稍残，第2字“迦”之“力”部风化严重，较漫漶。其尾处右下方竖刻“□主法鸿”3字，全高83、宽43厘米。
11号：刻“大空王佛”4字佛名及僧安道壹书刊题记，居于峪北全部刻经的中间。“大空王佛”四字全高930厘米，每字高x宽x笔划最宽处依次为152x350x55、185x200x40、185x160x63、355x250x30厘米。现存基本完美，其中“空”字上部残缺。四字两边有双刻竖线，此四字旁为安道壹书刊题记，高222、宽140厘米，竖刻5行，行满14字，字径16厘米。文曰
“释迦双林后一千六百廿三年口/大沙门僧安道壹书刊大空王佛□七/口口口口口口书经口口口口口功德具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功成/法界口口口口报/”。
此题记均有不同程度的风化，有的已呈殆灭状态。第2行最后1字似为“七”字；第4行第3字、第5行第1、7字漫漶，似分别为“具”、“法”、“报”、字。
12号：为《仁王般若波罗蜜经》中一节，全高220、宽170厘米，竖刻7行，行满10字，字径26厘米。文曰
“佛告波斯任王是般若波/罗蜜曰口佛菩萨一切口/众生心口口神王也一切/国王口口口也亦名神口/亦名辟鬼珠亦名如意珠/亦名护国珠亦名天地镜/亦名龙口神王/。”
此刻风化较为严重。其中第l行第2、4、5字稍漫漶，分别为“告”、‘斯”、“任”字，第7字“是”捺笔下段残，9字“般”之右下“文”部残；第2行第1字“罗”上部“四”稍残，第3字稍漫漶，为“曰”字；笫3行第5字仅存字之下“心”部；第4行第2字稍漫漶，为“王”字，第4字仅存其下“又”部，第5字存其左“女”部；第6行第4字“国”中间稍残；第7行第4字中间部分残，上为“山”部，下为“目”部。
13号：《摩诃衍经》碑，在直峭的摩崖上呈立式碑状。线刻单龙首碑额和蚨座，碑身上有横竖交叉双线界格（外边线为单线），全高784、宽410厘米（碑身高454、宽310厘米）。额中刻“摩诃/衍经”双行双勾四字，碑身上竖刻经文6行，行12字，现存行首字分别为“大”、“摩”、“内”、“为”、“空”、“空”字，阴刻；第2、3、4、5行末字分别为“萨”、“空”“有”、“散”字，除“散”子字外，俱为双勾字。字径均38厘米，其它仅四、五个界格内残留字之一、二笔划，余均看不出原来刻字痕迹。
14号：僧安道壹记铭，全高260、宽370厘米。首刻“僧安道壹”四大字，外围单线阴刻呈圭形状，高195、宽85厘米。其左记铭6行，行12字（首行13字，首字“大”字出行），字径不均，在14—21厘米之间。文曰
“僧安道壹/大沙门僧安口名道壹广大乡口/口里人也口口三世口若积石之/千峰口体口硕口峒峒之万岭/崔饶道德器度风流乃为词曰/重迭口口口月磨义石石隽名/山山口口双林口一千口口口/”。
通篇经文风化严重，且有今人破坏现象。其铭记中第1行革6字漫漶，第13字下部残去，仅存字之上“小”部；第2行第1字风化严重，仅能辩其上“见’’都，第5字风化严重，仅能辨其右“里”部，第6字漫漶难释；第3行第3字风化严重，似为“八”(或“入’’)字，第7字风化严重，仅能辨上“业’’部；第4行第1字漫漶，似为“惟”字。
15号：刻经全高200、宽320厘米，竖刻7行，行10字。此篇经文仅残存除第2-7行首字“能”、“身”、“诸”、“勤”、“内”、“观”和第3、4行第2字“心”、“修”字外，其余在1995年被人为砸掉。专家考证此经为《大集经•穿菩提品经》中一节，附全文：
“能调心者名之为施，身心清净者名之为空，诸法无常名之为忍。勤修是智名之为精进，内外清净名之为三昧，观真实名之为智能”。
16号：为《大般文殊般若波罗蜜经》中一节。全高200、宽290厘米，竖刻6行，行满10字，字径22厘米。文曰
“佛告舍利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字观身实相观佛/口然唯有智能者乃能知耳/口名观佛”。
保存基本完美。其中第1行第3字“舍”右上部残，第4字“利”上撇部残，第7字“问”、9字“何”均竖勾划之勾部残，第10字“名”之下“口”部残；第2行第3字“何”之勾部残；第3行第7字“非”下部稍残，第8字“相”上部稍残；第4行第1、2、8、9字“为”、“佛”、“相”’、“观”风化稍严重；第5行第1字残，第2字“然”风化稍重，第8字“能”右部稍漫漶，第6行第1字残。
在12号左上方、15号上方、16号上方各开有一石龛，龛内雕接跏趺坐佛像，均被砸掉，惟15号上方龛内残存座前衣纹部分。
峪南刻经均位于陡峭的悬崖上，所刻范围东西25米，高约10米。自左（西）向右（东）依次为：
17号：刻“大空王佛”佛名及僧法洪题记，全高250、宽60厘米。佛名四字双勾竖刻，笔划最宽处10厘米，保存完美。
其下方有题记约10行，字径10厘米，除首行“论师法洪供奉口”稍风化外，余皆漫漶严重，不可释读。
18号：刻《佛说文殊般若波罗蜜经》中一节，全高405、宽255厘米，竖刻7行，行14宇，宇径25--32厘米之间。全文位于阴刻双线界格内，边线为单线。此篇经文与谷北5号文字相同。保存基本完美。
其中笫1行第8字“世”中间稍残；第4行第8字“如”之“女”部稍残，第12字“有”之“月”部下端稍残；第6行第12字“处”之“几”部稍残。
19号：刻“大空王佛”佛名及释法洪题记，全高505、宽100厘米。四字佛名双勾，其中“大”字高141宽75、“佛”字高210、宽85厘米，笔划最宽处18厘米，四字之右竖刻“经主法洪供奉佛”题记一行。保存完整。
20号；西距19号5米，为“大空王佛”佛名，双勾字，全高139、宽48厘米。现存完整。
21号：为释法洪记铭，全高213、宽142厘米，竖刻9行，行16字，字径高13宽15厘米。文曰
“沙门释法洪娑婆国士阎浮口落天竺人／也挺口三空空王之初纷纶万行卢舍之／后构神苕亭与有顶而争峰机翰广大共/无边而道远道性融治德年今古荡荡异/怀口哉攸哉非空不谈非如不说谈空说／如是非两泯无说无谈有无双亡词曰／中天沙门 姓释名洪 道隆朗出 内外闲通/口风口古 厥行邑邑 确尔法易 冥心大空/大齐河清三年岁次实沉八月口口口口。”
此题记风化严重，但尚能释读。其中第一行第12字仅字之左“肖”部能辨；笫2行第3字、第5行第2字、第8行第1、3字漫漶，似分别为“持”、“萧”、“窄”、“澶”宇；第9行最后4字漫漶。
（二）、脊梁山摩崖刻经：棘梁山有名司里山，以佛像和刻经闻名。山上原有四处刻经，
1号：位于山顶造像东崖东崖面上部，从北向南残存有“白佛言世……罗蜜曰……罗密是……佛言……过去诸……今十方……□是□……三□三……是明□……法萨”等40余字，字径50厘米。首行北端左下方有一“佛”字。
2号：位于山顶东崖南部造像区内，仅存“无”、“灭”二字清晰可见。
3号：位于1号下方东部摩崖上，高3.5长12米。从北向南竖刻，35行，行满14字，字径16厘米。文曰
“佛说/大般涅槃经/世尊云何能/断一切诸有/佛言善男子/若现实相是人能断一切诸/有须跋陀言世尊云何名入/实相善男子无相之相名入/实相世尊云何为无相之/相男子一切法无自相□他/相及自他相无无□日相无/作相去受相无作者相去/受者相无法非法相无名/女相无士 无相无口口/无时节相 无口力相无□名他/相无口口无生老相无口/口卣卣相无果相无果/口相无书口相无明暗/无觉知者相无菩提/无业口相无烦口相无烦□愁/灭处名具宝相善男子一切/诸法皆是虚假口其灭处是/口为宝是名宝相是名法界/义空善男子是相法结口/竟智第壹义谛第口义空下/智观故得声闻菩提中智/观故得缘觉菩提上智观/口得无上菩提/”。
4号：已完全在当地农民开山打石中毁掉。据说位于2号刻经南二三十米处，字体较大，内容已无法考证了。
（三）、银山宋代刻经：银山刻经位于银山之阳，所刻内容为
“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
经名9字，分布在东西10米、高5米的摩崖上，每字径110厘米左右。在大字刻经“说”、“诃”二字中间下方有一片小字题记3行，识得“……宣和四年……三月二日……”诸字。虽风化严重，但所识出字之笔画仍较明显。另外，刻经下部有一处东西12米、高近2米的石崖上亦满布刻字，由于风雨剥蚀，仅残存数字笔画，具体内容不详。
在洪顶山山东面二鼓山及东北方向云翠山等亦“大空王佛”佛名等，其字体风格如洪顶山，多是僧安道一所书刊，虽属平阴境内，但当时属于洪顶山刻经范围，并作简介○1：
二鼓山“大空王佛”：四字刻于山丘顶部南侧平坦石面上，总高380、字径最宽处120厘米，保存基本完整，其中“大”字撇部稍残，“王”字左上面稍残，“佛”字左下部残。通过走访当地群众得知，此刻字是1995年时被拓片者人为砸坏的。佛名下方有“比丘僧太、道颙、僧安一、程伯仁”四人名记，保存完美。
云翠山“大空王佛”：刻于山顶东面峭壁上，总高146、字径最宽处37.5厘米，保存基本完整，“佛”字中间部分稍残。其右有“董子孔、妻王”名记，左有“比丘僧令、比丘道颙、比丘智、比丘宝陵”名记，笔画较纤细，风化较严重。
天池山“大空王佛”二处：刻于山东半山腰处，一于缓坡上，四字总高240、字径最宽处70厘米，保存基本完好。一在其北唐代龛像旁，为双勾字，约高100厘米左右，风化严重。
此外，东平还有刻经碑，一并简介如下：
1、书堂峪《观世音经碑》：位于老湖镇望山之阳山谷间，碑高185、宽94、后27厘米，长方形石座。碑阳上端并列三龛像，龛均高35、宽23厘米，每龛内有一接跏趺坐佛及左右站立菩萨等像。龛下即刻经文，经文位于平行交叉阴刻线框内。竖33行，行满51字，共计近1700字左右。字径2.5厘米见方，隶书味较浓，兼有楷意。兹节录部分如下：
“時无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佛告无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有百千万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車璖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扵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 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或設復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鎖檢擊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經過嶮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号是菩薩能以无畏施扵眾生汝等若稱名者扵此怨賊當得解脫眾商人聞俱發聲言南//无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无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无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扵怖畏急難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為施无畏者┅┅尒時持地菩薩即從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普門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說是普門品時眾中八万四千眾生皆發无等等何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碑阴正面首题“大齐口口口□□□海檀寺碑”篆书，字径10厘米。其左碑之中部为发愿文，竖刻13行，每行19字。文中有“观音经”、“龙华会”、“凡情之此观世□非应说教门真□叵显处以惭阎”、“必有缘皆益梳影双林息重建”、“工奉雕刊置灵真”等句，末句有“刊经杨岁”，可知此《观世音经碑》为杨岁刊刻。发愿文上部有“性觉寺住持善悟”、“明顺”、“性然”“宝景”等僧名。下部有冯、刘、王、张、安等姓善士题名近百人。碑末刻“大齐皇建元年……庚辰……九月已酉……亥造经碑”纪年。碑左上角竖刻“大明成化九……/秋九月……重立”两行小字。碑身另侧均有题记，左侧中有“大像主晁口祖、比丘晁法庚”、“大像主李僧头”、“维那李法○世”、“训堂主李季皓、施地李文才”及比丘觉性、比丘尼道景等。此《观音经碑》多数文字风化严重，且石面有崩裂现象。
2、《金光明经序品》（之一）经幢：于后周显德四年由功德主陈进全家及院主大德善祯、同勾当院僧善遵等刊立，乡贡学究李升书丹。幢八面，身高116、每面宽16厘米。刻《金光明经序品》（之一），每面刻经文9行，行满81字，共计6000字左右（文略）。
3、《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幢：于宋代政和元年刊立，仅存幢身，高120厘米，四面刻《波罗蜜心经》经文（文略）。隶书体，字体大部分剥落。
二、东平刻经的有关说明
洪顶山茅峪刻经保存基本完整，能反映出当时刻经内容的全貌，现存785字○2。刻经只在峪南法洪题记铭中有年代，为北齐河清三年（即公元564年）八月。峪北刻经中无纪年，但有“释迦双林后一千六百廿年”和“释迦双林后一千六百廿三年”等三处佛灭纪年。而在10号佛名后有“主法鸿”之名，“法洪”、“法鸿”应为一人之名，所以说洪顶山茅峪刻经出现的确切年代当在北齐河清三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教授根据南岳慧思《立誓原文》所记佛灭纪年“佛灭后一千六百廿年”即北齐天宝四年（553年）的精辟推测，茅峪刻经中出现的佛灭纪年即“佛灭后一千六百廿年”和“一千六百廿三年”为公元553年、556○3。如此论确立，则将茅峪刻经在河清三年的基础之上又提前了12年。
茅峪北侧有一处商周至南北朝时代的遗址，六七十年代修建茅峪内水库筑拦水坝时将该遗址破坏，现仅存一小部分。遗址内有较多的大型蚌片、夹砂灰褐陶瓮罐残件、鬲足和北朝时饰绳纹砖、板瓦、筒瓦以及建筑残石等。走访当地群众得知，当时取土时出土了四个石质柱础及釜、茅等铁器。这儿，原来一定有一座寺院，刻经者当时或许就住在寺院之内。
银山刻经刻经右下方紧邻北齐时所刻两尊并列龛像（高2.5米左右，两旁并有小龛像，头部残），其东100米处有北齐天统四年龛像，山下有清乾隆46年《重修丈八佛寺序碑》，碑文中有“是寺创建大观，修葺于隆庆，迄今二百余年矣”之记，可知丈八寺是宋大观年间依北齐时所雕造的丈八佛像所建，并同时在北齐造像两旁继续龛像，距其旁刻经名下小字题记中“宣和四年（1119年）”年代较近。此处刻经此刻经已被诸多主专家学者所熟知，但均不知其纪年，也有部分学者识其为北齐时代○4。2002年秋季笔者前对此处刻经进行捶拓，始于经文下部辨得此纪年题记，使银山刻经有了确切纪年。据此，东平银山刻经不是北朝时所刻，而是在宋代宣和四年时书刊的。
脊梁山刻经中1号刻经，可以看出原来整个崖面上遍布经文，唐代在此刊像，毁掉了原经文，仅摩崖边缘残留部分经文。此经无纪年，但其南2号残经之旁有北齐皇建二年（即公元561年）龛像，根据东平刻经的特点，即刻经处同时伴有佛教龛像，1号刻经、造像应是同时代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张总教授和日本专家桐谷征一先生等均视此为北齐时所刻，3号刻经虽然楷意甚浓，但刻经上方有造像具有北朝风格，亦具备北朝刻经的形式，至迟不会晚于北周○5。附及说明的是，刻经处前面均有较大面积的石面，尤其1、2号刻经崖石周围可以说是平整的山顶面，3号刻经处是南北长15米、东西宽近4米的平坦地面（还有建筑遗迹）。
书堂峪《观世音经》碑，其经文是录刻《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碑阴文中有“…大齐皇建元年……”之句。皇建元年即公元560年，可见此《观音经》碑始立于北齐。通过所刻经文及发愿文可知，处原有寺院曰海檀寺，《观音经》碑刊刻于北齐皇建元年九月，大概后来此碑倒地淹没，明代成化年间发现又重新树立。碑北30米处立有一方明成化年间《书堂寺鼎建正殿造塑像立碑记》碑刻，螭首趺座，通高238、宽112、厚34厘米。碑文风化严重，字多崩裂。碑阴有本境内性觉寺、观音堂、尧帝崇圣寺、延庆寺、报恩寺等寺住持题名，明代时海檀寺已改称书堂寺。此碑西侧摩崖上线刻一刻碑阁式图案，通高160厘米。其下为仰莲座，上为阁式顶，中间刻一“佛”字。碑南1000米处有明代书堂寺圆珍、觉恕双僧尸身塔，高12米，上有铭记，塔存完整。
《金光明经序品》经幢是1995年州城镇酒厂职工邴昌芝同志与城北鱼池内发现的，今存东平县文物管理所。其幢帽、幢座今仍于池中，另一幢（即《序品》之二幢）亦在池中，有帽、座，完整。
宋代《波罗蜜》经幢原立于凤山之阳灵泉寺内，已裂开成两石，字尚无缺。今存东平县文物管理所。
另外，我县文物收藏家也多藏有经石，如姜爱国先生就收藏有唐五代时期《佛言尊圣陀罗尼》和《般若波多罗密心经》经幢等数石。
三、刻经中部分问题的初步探讨
1、北朝时期东平一带的佛教活动及部分史载僧人
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多崇信佛教，除北朝魏太武帝、周武帝外，无不扶植佛教，奉斋戒、建寺塔、造神像、行法会，或施舍钱帛，或请僧设法讲经。佛教此时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存在着，发展着。甚至齐国境内的道士也要剃度为僧人。此时是佛教势力渗透到上层建筑中并发展的。其时佛教兴盛，“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天下大寺略记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宋宇内英杰咸归厥邦”○6。皇室立寺四十三所，全国有僧尼二百余万○7。天宝（550～559年）年间，“文宣皇帝盛弘讲席，海内耄彦，咸聚天平。于时义学星罗，跨轹相架”○8。时虽国多疆闭，但多数僧侣仍尚游化，便布邺、洛、齐、冀、燕、赵等。东平时属齐境，具有适合佛教发展的土壤，佛教发展也很活跃。东平又是儒家发祥地区，古称“东原”○9，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基础促进了佛教在此这里的发展。根据史料来看，魏晋至宋元时期，山东西部地区基本是以东原一代为佛教中心（山东中西部是以青州为中心），这个区域包括北、东北的聊城、济南远至德州，西到菏泽，南到微山，东到泰山（泰山基本是以道教为主，虽然北朝初、隋代时有过兴盛）。在这个区域内，佛教信仰在民众之中还是比较具有深厚影响的，如聊城地区
“乡里千余家并事佛，造立形象，供养众僧”○24
北魏时东平的佛像还在全国产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故事，即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 东平佛像自然发辉变色，
“诏曰：济州东平郡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实像之容，普告天下，咸使闻知” ○25
此事件孝文帝以为祥瑞，所以“普告天下，咸使闻知”。其实，东原一代早至汉代，东平境内就有佛教活动，境内大谷山前即有后汉时“宿王○10所建香火院也”。汉章帝还曾“赐苍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11”。白佛山石窟造像中宋代碑刻亦记“炎汉之间天产白石有如来之状，隋唐时踵其旧而增饰之”。三国魏时，曹操之子曹植曾在鱼山（鱼山，北距东平茅峪刻经处二十公里左右）开创梵呗之音：
“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5：“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12
“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原夫梵呗之起，亦兆自陈思”○13
北魏孝明帝时封元略为东平王，且嗣王景式时舍其宅第为寺，曰追光寺○14。
南北朝时期，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寺观林立，古刹绕峰，在《高僧传》等僧尼传记中多有记载。而且还有众多的在佛教界影响较大的高僧，仅列东原数例，如：
“萧齐东都中寺释法安传”：“法安姓毕，东平人，魏司隶校尉轨之后也。七岁出家，事白马寺慧光为是师。光幼而隽，博通内外，多所参知……时张永请斌公讲，并屈招名学。永问斌耘：“京下复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曰：“有沙弥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请，令道慧复《涅盘》，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泻无遗。永问并年几，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难曰：“昔扶风朱勃，年十二能诵书、诵诗，时人号‘才童’。今日二道士可曰‘义少’也”。于是显誉京朝，流名四远。迄至五年，专当法匠。王僧虔出镇湘州（今湖北长沙市），携共同行。后南适番禹（今广东省广州市南部），正值被公讲《涅槃》。安问论数番，彼心愧让席，停彼两周，法事相继。永明（483～493年）中都，止中寺，讲《涅盘》、《维摩》、《十地》、《成实论》，相继不绝。司徒文宣王及张融、何胤、刘瓛等，并秉服文义，共为法友……着《净名》、《十地》义疏并《僧传》五卷”○15。
“萧梁杨都建元寺释法护传”：“法护，姓张，东平人……年始十三而善于草隶。其师道邕，唷有清风……及至受戒，仍遭父忧。居丧房内，经涉四载，不预法事。……宋孝建（454～456）中来都游观，住建元寺……齐竟陵王揔校玄释，定其虚实，仍于法云寺建竖义，齐以护为标领……凡游往必皆名辇，齐侍中陈留阮韬、光禄阮晦、中书侍郎汝南周颙幷虚心礼侍，未尝废也”○16。
“大师、小师”慧靖和惠亮：
“刘宋山阴天柱山释慧静传”：“慧静，姓王，东阿人。少游学伊、洛之间，晚历徐、兖。容色甚黑而识悟清远。时洛中有沙门道静，亦解迈当世，与静齐名，而耳甚长大。故时人语曰：“洛下长大耳，东阿黑如墨。有问无不酬，有酬无不塞”。静至性虚通，澄审有思力。每**转一转，辄负帙千人。海内学宾无不比集。诵《法华小品》，注《维摩思益》，着《涅盘略记》、《大品旨归》及《达命论》，并诸法师诔，多流传北土，不甚过江”。
“刘宋京师何园寺释慧亮传”：“慧亮，姓董，先名显亮，为东阿靖公弟子。少有清誉，时人呼靖为“大师”，亮为“小师”。虽年望未逮而风轨继之。后立寺于临淄，讲《法华》大小品、《十地》等。学徒云聚，千里命驾。后过江止何园寺，颜挺之、张绪眷德留连。每叹曰：“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声于后。清言妙绪，将绝复兴”。太始（465―471年）之初，庄严大集，简阅义士，上首千人，敕亮与斌递为法主。当时宗匠无与竞焉……着《玄通论》，今行于世”○17。
许多名僧大德也曾游娱于东平，如惠诠、法瑶、昙遵、昙迁等等，其中法瑶还是慧静的弟子：
法瑶，姓杨，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人。少而好学，寻问万里。宋景平（423―424年）中来游兖、豫。贯极众经，旁通异部。后听东阿静公讲，众屡请覆述。静叹曰：“言不及也！”○18
就连印度僧法洪也来到这里于深山幽谷中进行摩崖刻经活动（见洪顶山刻经中法洪题记）。在洪顶山茅峪刻经工竣后一个月，即时年九月，武成帝封他的第三子高俨为东平王○19。这些高僧的出现必然也会促进东平一带的佛教发展，以至于北朝末年时有僧休、宝镇等齐鲁名僧被诏去京师，隋朝初时文帝还委昙迁“简齐鲁名僧来住京辇，其为世重，诚无以加……时洛阳慧远、魏部慧藏、清河僧休、济阳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京辇”○20。东平郡守吐万绪亦曾迎昙迁至东平，时万绪
“率诸僚佐拥彗资承，尽弟子之礼。迁弘化此土，屡动喧凉，黑白便俗，大有成业”○21。
隋代仁壽元年（601年），文帝还敕佛舍利与天下诸郡，
“乃出本所舍利于（昙）迁，交手数之。帝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轨制度，一准育王。……二年（602年）春，下敕于五十余州分布起庙，具感祥瑞。四年又下敕于三十州建庙。遂使宇内大州一百余所皆起灵塔，劝物崇善”○22。
由于山东地区佛教的兴盛，在文帝所分敕舍利中，山东地区就有13处（见表三），
序号 敕送僧人 敕送地点、寺院 出处
1 慧畅 牟州神山寺 《续高僧传》卷10
2 法彦 沂州善应寺 《续高僧传》卷10
3 法瓒 泰山神通寺
4 辨义 贝州宝融寺 《续高僧传》卷十一
5 慧重 泰山岱岳寺
《续高僧传》卷26
6 明驭 济州崇梵寺
7 道贵
僧世 德州会通寺
8 莱州弘藏寺
9 密州茂胜寺续
10 智慧 青州胜福寺
11 昙观 莒州定林寺
12 法性 兖州普乐寺
13 法楷 曹州法元寺
表三 山东地区寺院所受皇敕舍利
上述泰山、牟州、德州、济州之寺属于鲁西佛教兴盛的范畴，且与东平较近。特别是崇梵寺，史载“寺基危峰多饶，异树山泉，盘曲修行，蒙天宝地也”○23，该寺就在今洪顶山北10公里处平阴县洪范镇。东平此时还有大规模的摩崖造像活动，例如脊梁山在刻经的同时，就有皇建二年弥勒下生龛像和高9.7米的一佛二弟子大佛像，其后唐宋，相继刊像近千尊。南留屯村还曾出土东魏时数方造像碑，雕刻精美，银山有高9.7米的一佛二弟子大佛像。隋代时，白佛山又有高76米的阿弥陀佛象。到了宋代，东平仍有数量可观的佛教造像。元代，马可•波罗来游东平时，其《游记》载：看到“这里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到处是玄诵之声”，与《魏书•释老志》中所记“所在编民，相与入道”之时仍然相似。足见东平一带具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佛教异常活跃，且经世不衰。但东平一带佛教的活动既是融合在山东境内佛教兴盛这个大范围之内，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的。
2、山东地区摩崖刻经目的浅议
关于大山摩崖刻经的目的，多有认定是末法思想的反映，所依据者多为“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26、“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27等石刻所记。其实这是我们看到《石颂》和《唐邑刻经铭记》所记而猜想，但这并能完全说是末法思想的反映。佛教于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同而学风迥异，南朝学风在齐梁以后崇尚经论的研究，以博学强记竟相夸饰。北方学风偏重戒律、禅定的实践活动，修寺造像，积累功德。不崇尚名理的辩论，而是教人从行动中依照儒家六字经句去理解、记诵并照之实行，当时有“头陀行”、“阿兰若法”、“聚众禅”等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巩固北方统治秩序的作用。同时，这种重禅定、轻义理、少经论、少发挥的学风必然也影响到僧人的宣教形式，北方摩崖刻经没有通篇大论，仅是经文中的部分章节，甚至是仅为佛名，就是这种学风的具体反映。
历史所记，确有为法灭而将经文镌刻于石上的，如隋僧幽州沙门释智苑，因经理周武帝灭法之事，于是
“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苑所造石满气室•••••”○28
还有《帝京景物略》中所记：“北齐南岳慧思，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密封崖壑中”。都是在石板上刻经，将经石藏匿于深山石窟之中，或贮之密室。这种刻经是与末法思想有直接关联的，保存佛典，“以备法灭”。但其方式是藏匿于山窟或密室之中，与大山间的摩崖刻经在形式和目的上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大山摩崖刻经是为保护存住佛经，所刻经文之字体特大，岂不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为方便刻划吗？似不合乎常理。其大字佛经宣示于天地之间，世人耳目之中，岂能达到秘藏保存之目的。目前所见于大山间的刻经大多是北齐刻经，距离北周较近，以当时可经的规模、影响、时间来看，因该不是密事。北周灭佛，大毁寺庙、佛像，却没有涉及到大山间的刻经，这也是摩崖刻经不是为保存佛经的一个例证。再者，大山刻经若是为保存佛经，则不会仅刻经中一节，是起不到完全保存佛经、达到保存佛经义理的目的。
我们暂且不论山东地区摩崖刻经内容如何，并脱开佛教与政治关系不论，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模式，说刻经仅是为了观方弘化，不过因为简策、皮纸容易毁坏，刻于山崖可存长久，这也是可以成立的。《石颂》中另有
“••••••况此群英，联珪共琲，同口善心，采斑倕之巧，成斯福业者乎•••••从今镌构，逢劫火而莫烧，神口口口，对灾风而常住。尔其丹青口，维所以图其盛法，金石长存，广以雕之不朽”。
倘若是为预防遭受打击，保存佛经，则不会刻经之后，再“尔其丹青”，故意宣示与人。又言“况此群英•••••采斑倕之巧，成斯福业•••••维所以图其盛法，金石长存，广以雕之不朽”，明确说明了是为“盛法”、为“长存”而刻。文中又有“纵使昆仑玉谍，口观金简，周穆记功，秦皇勒记，口今胜口，辟彼篾如也”之刻句，把道家三元金丹之书、始皇东巡记功之石，与此相比，“口今胜口，辟彼篾如也”，加之高官显贵主持或参与刻经，均透露出其弘法、为功德之本意。
另外，从“尔其丹青”之句，试想这些刻经极有可能在当时进行了涂金等装饰性手法，如对佛像施以彩绘之做法，只不过时间久远而脱落。在第三次中国北朝摩崖刻经学术研讨会调查中，日本学者川岛先生于？？也发现其子口内有红迹残留○29。若真如此，那些涂金大字，居于天地山川之间，金碧辉煌，可谓泱泱大观，足可达至弘法之效果。加之下面寺院内诵经梵呗之声朗朗，馨香祷祝之客络绎，构成了一个在感觉上空旷寂静处、视觉上金碧辉煌象的佛教弘法氛围。
唐邕刻经（或刻经工竣）之时又言：
涧谷虚静，邑居闲旷，林绝极妙，草匹文柔。禽绕空中，兽□树下，□水音发而觉道，风响而悟物。戒行之徒云集，慧定之侣攸归。如日贯云，常转不息•••••石比夜光，非待螢雪。毗沙上度赖众鬼而护持，大梵来游，领群神而口卫。善因普被，愿力熏修，当使世界同于净土，皇基边皆取正党。海收经籍，斯文比传。山丛水火，此方无坏”、“纵上土时应有方群迷升，极至道肆。杀青有缺，韦编有绝。一托贞坚，永垂昭析。天佛左右，天王拥卫。书未仙游，字无飞灭。地遥常寂，山空避喧，承风觉道，海渧难论。水流可阅，日去无翻，乘兹誓愿，福地常存”
这些话语，进一步明确刻经的目的，而且经刻于山崖，可以随时看，时时看，“水流可阅，日去无翻”，方便了僧侣禅定、颂经。
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亦有
“•••••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足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与天范金、合土刻木、绘丝者，岂可同日而语哉”○30
之记，刻经、造像同为宏扬佛教、建造福业，此碑石之记亦可为之佐证。东平又地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佛教活动空前，具有适合佛教发展的土壤，东平首先出现摩崖刻经，尔后又影响到邹县、汶上、泰山等其他地区，进而使山东地区掀起了一个摩崖刻经的高潮。再者，这些刻经摩崖之前较为宽大平坦之地，除可供当时礼佛者诵读之方便，还可使更多之人驻足观览。
再者，周武帝灭佛事件，武帝崇尚儒家思想，倾向于道教而疑于佛教。他深知佛教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耻佛“同五胡”，责佛治为非“正教”。在灭佛之前已召集过僧、道进行了三次佛道论证，其间他已表现出对佛教的排斥。既然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领袖皇帝已然排佛，其手下官吏还会迎风而上，甚至涉及到身家性命，和一大批佛教徒进行轰轰烈烈的刻经活动，难道是崇佛心理战胜了至高皇权吗？这一认识似乎不妥。当时名僧卫元嵩在天河二年（567年）明晰帝意，还上书赞周武帝是“当今如来”，但这也没有动摇周武帝灭佛的决心，遂于建德六年（577年）进行了彻底的灭佛运动，使佛教受到残酷打击：
“既克齐境还准毁之。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刮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44
周武灭佛，有些僧侣只得避世林泽，有“奔于太白山”者，如终南山龙池道场释道判○31、雍州比山释普济○32，或潜隐泰山，如京师胜光寺释宝积○33、京师大兴善寺释僧昕○34等。邹县亦是僧人避难之所，后来唐武宗灭佛时仍有僧侣隐匿于此，如“兖州法集寺释法冲传”载：“贞观初年（627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州宰冒纲周济，“于是逃难转多，复弊霖雨，无处投止”○35。但多数是逃往南方，在当时来说，南方还算是佛教净土，如“京师杨化寺释法楷传”中载：“及齐法俱亡，南避淮表寿山之阳”○36。“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中“俄属周武屏除，释门离溃。遂与同学法贵、灵偘等三百余僧浙北徂南，达于江左。陈宣帝远揖德音，承风迎引。专令侍中素宪至京口城，礼接登岸”○37。及隋开律教，大辟法门，大多亡匿僧人还是返原地。
虽然有北朝两武帝灭佛，僧侣多逃匿南方，其佛教事业并未中断。如梁武帝灭佛后，杨都庄严寺释僧旻就“避地徐邦，仍受请入吴。**继转，胜幢屡建，皆随根获润，有闻南北”○38。周武帝灭佛后，那位收养过隋朝文帝的河东蒲阪神尼智仙，“就隐皇家，内着法衣，戒行不改”○39，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
“逮周武平齐，佛法颓毁，将欲保道戒，逃迹金陵，结侣宵征。间行暇道，多被劫掠。进达寿阳曲水寺，既而南度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拥，诚齐富之助也。初达扬都，栖道场寺，扫衣分卫，摄念无为，时与同侣谈唯识义。彼有沙门慧晓、智璀等幷映陈朝领袖，江表望僧。晓学兼孔释，妙善定门。又有高丽沙门智晃，善萨婆多部，名扇当涂，为法城堑。幷一见而结友于再叙而高冲奥。周道先御，隋历告兴，与同侣俱辞，建业缁素”○40。
终南山龙池道场释道判：
“会武帝灭法，与葛西奔于太白山，同侣二六人，逃难岩居，不忘讲授。中百四论，日夜研寻，恂恂奉诲。虽有国诛，靡固其死。东引寻山，岠于华岳。凡所游遁者，望日参为。遂离考山室二十余所，依承葛德，为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随逐不舍”○41。
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释那连提多，亦是戒行不改：
“建德之季，周武克齐，佛教兴国，一时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内袭三衣，避地东西，不遑宁息。五众雕窘，投厝无所。俭饿满壑者减食，施之老病。扶立者随缘济益。虽事力匮薄，拒谏行之。而神志休强，说导无倦，屯负留难”○42。
由上述可以看书，大多数僧人虽然逢遭周武克齐灭佛事件，但并没有放弃佛法的宣扬。综上所述，高山摩崖刻经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便于僧侣信士的观摩。退一步说，或是为保存佛经而刻经，终不不是因灭佛活动保存佛经而刻经。
3、我国北朝摩崖刻经发展的大略路线
我国目前所知有纪年的北朝摩崖刻经有多处，列表如下：
刻经地 刻经纪年 刻经内容 出处
河南安阳小南海 北齐天保元年（551年） 《华严经偈赞》、《大般涅槃经•圣行品》、题记等 题记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北响堂 北齐天统四年（568年）—武平三年（573年） 《无量义经》、佛名、铭记等 题记
山西太原龙山风峪 北齐天保二年（552年） 《华严经》 史载
东平县二洪顶山茅峪 北齐天保四年（553年） 《文殊般若经》、佛名、碑记等 佛灭纪年
北齐天保六年（556年） 佛名、《摩诃衍经》、《仁王经》等 佛灭纪年
河清三年（564年） 《文殊般若经》、佛名、铭记等 题记
宋宣和四年（1119年） 《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 题记
新泰徂徕山 北齐武平元年(570年) 《文殊般若经》、佛名、铭记等 题记
邹县 尖山 武平六年（575年） 《文殊般若经》、佛名等 题记
铁山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 《大集经•穿菩提品》、《石颂》等 题记
岗山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 《入楞伽经•请佛品第一》、佛名等 题记
峄山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 《维摩诘经》 新发现题记
从所列中可以看出，我国北朝摩崖刻经以河南地区最早，而有纪年的北朝刻经数量以山东地区较多，且多为北齐时所勒。齐之邺都是当时佛教活跃中心之一，由于统治阶级的崇佛运动，使北齐于建国初就出现了小南海刻经和蜂蜂矿区响堂刻经。尔后又影响到山东地区，但这种刻经形式传入山东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僧人信士们是直接于崇山竣岭之间选择适宜的崖面进行镌刻，山东地区的碑刻刻经形式，可以说还是继承了小南海那种刻经形式的。如北齐皇建元年的《观音经碑》，说明开始摩崖刻经和刻经碑形式并存的。山东地区目前发现的刊经碑较多，尤其唐宋时期的刊经碑或经幢较多。北朝刊经碑加之巨野县北齐河清3年（公元564年）《华严经碑》○43。共此两方，东平发现的《观音经碑》是山东地区最早的刻经碑。其实小南海刻经形式与山东地区的摩崖刻经形式不同。严格的说，其刻经刻于石窟壁上，不但布局章法规则有序，而且石面磨制光滑，刻经字体较小，多数在4厘米左右，应属于碑刻形式。而山东刻经字径多在20厘米以上，50厘米以上者占多数。邺都一带的刻经一出现，便首先影响到东平一带并迅速蔓延开来。从形式上看，接受了摩崖刻经形式，但碑刻经文形式依然存在着，刻经间还伴有龛像，反映出接受的特点。从时间上看，这个传播速度是比较快的，这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当时东平一带佛教发展在山东地区的兴盛状况。
4、东平刻经的重要性
东平境内刻经在数量上虽逊于邹县五山刻经，但它所包含的年代、风格等方面却能反映出我国摩崖刻经尤其山东地区刻经中的发展变化和演变规律。山东地区的摩崖刻经研究尤其在二洪顶山茅峪刻经发现以后，使原来刻经研究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作为佛教物质文化的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为研究著名书僧僧安道壹的刻经活动及籍里生平以及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对对佛教义理的研究和佛灭纪年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书法史的研究和北齐摩崖刻经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新的资料。也解决了我国被摩崖刻经发展路线中的衔接问题。虽如此，在山东东平、邹县两地刻经及河北邯郸响堂等地僧安道一进行的刻经活动范围，东平周围如泰山经石峪、宁阳水牛山等无纪年刻经以及山东地区摩崖刻经的书法特点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再者，我国摩崖刻经这种形式北朝时期最盛，唐代以后就已很少或基本不见了，而东平一带银山宋“宣和四年”刻经以及汶上、宁阳、平阴现存较多的刊经碑，说明即使到了宋代，这种摩崖刻经并非饔飧不继，其形式依然存在着，虽然其目的已然改变。综观山东摩崖刻经，因该说这一地区的摩崖刻经具有较大成分的地域性，这从刻经形式、刻经内容、文字风格、分布范围可以得到例证。
小记：
上述老湖镇望山书堂峪《观音经》碑，在发现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教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赖非教授曾多次来信询问此碑的下落，并告知笔者此碑著录于清代繆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孙葆田《山东通志/艺文志》。2002年，在泰安市文物局要求各县市区重新进行的文物普查工作中，笔者终于发现了此碑。发现时碑身大部淤于地下，地面仅露出40厘米左右。由于文物普查工作紧张，没有及时清理淤土，也不知是北齐刊经碑，当时仅作了简单笔记。2003年秋，笔者前去对此碑进行拓片，清理淤土后，始知此碑为北齐皇建元年《观音经碑》，遂告之并拓片送与张总、赖非二位教授。二位教授得知后，均乘车来东平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并对此碑在书法、考古研究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注释：
○1平阴“大空王佛”佛名等资料是笔者在2004年5、6月份，随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德国海得堡大学联合对洪顶山摩崖石刻进行考察研究并调查平阴刻石时进行的整理
○2关于二洪顶山刻经内容现状部分：笔者由于工作上的便利，曾多次对洪顶山刻经进行调查。1996年7月首次对刻经的内容、面积及现存状况等做了初步调查；98年10月参与了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织织的拓片工作，经文释读方面部分采用了博物馆赖非、张广存、万良三位专家的意见，其后义多次乘文物安全检查之际补充材料；2001年8月再次去现场对草稿进行校对，始定成文。
○3张总《末法与佛历之关联初探》，载《中国佛教艺术网》http://www.china-shiku.com/jsp/main/module/news/news
○4笔者初在2002年《泰安师专学报》上发表的《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中“僧安道一”初探》一文中据经旁造像题记亦记刻经为“北齐天统四年”，误
○5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北朝摩崖刻经（续）》，2003年天马出版社。另外山东省时刻艺术馆焦德森馆长说，原石刻馆王司里馆长曾在棘梁山2号刻经处的龛像旁发现齐“乾明”年号，未曾细查。
○6唐《续高僧传》卷十
○7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册，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唐《续高僧传/真玉传》卷六
○9东平古称“东原”，《尚书禹贡》载；“大野即潴，东原底平”，是为东平得名之始。东原还包括今之汶上、宁阳、平阴、寿张、东阿、阳谷等县地
○10 “宿王”即当时东平国宪王刘苍，因国都建与白佛山（旧称峗山、金螺山）前宿城，俗称“宿王”
○11《后汉书》卷三、卷四十二；《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任继愈、杜继文《中国佛教史》，1995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12《三国志•魏书•曹植传》
○13《高僧传》卷13《经师》篇末“论”
○14网载《洛阳伽蓝记》http://www.chinaculture.org
○15梁《高僧傳》卷第八，任继愈第三册《中国佛教史》
○16、○38唐《續高僧傳》卷第五
○17、○18梁《高僧傳》卷第七
○19《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九卷，《北齐书》卷七、三十一
○20、○21、○35、○37、○42唐《续高僧传》卷七、卷十八、卷十、卷二
○22唐《续高僧传》卷第十一
○23、○33、○39唐《续高僧传》卷二十八
○2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册
○25《魏书/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
○26邹县铁山《石颂》
○27河北邯郸响堂山《唐邑刻经铭记》
○28唐唐临《冥报记》卷上，明《神僧传》卷五
○29在此次北朝摩崖刻经学术交流研讨会上和北岛先生交流时所谈
○30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国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31、○41唐《续高僧传》卷十二
○32唐《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34唐《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36唐《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39唐《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43《文物》1997年第3期 ，但近来张宗老师在文章中考证此碑上经文为伪经
○44《广弘明集》卷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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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3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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