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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伟】东平王公渊家族与金元学风的变迁 (2013-09-27 20:53:58)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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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说过:“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之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陈先生虽然说的是魏晋南北朝,但也适用于唐以后。东平的王公渊家族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们在元代的崛起既是家传学术的表现,也和东平的文化环境有关,东平乃至全国学风的变化也影响到这一家族。
东平王公渊家族在金元时期是代代仕宦的文化世家,出现了王公渊、王构、王士熙等重要人物,他们既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又以文学、书法显名。但是学术界对这一家族的研究尚不多见,只有杨镰先生《元诗史》对王士熙的诗歌有所论述。那么,在金元时期,王氏如何适应蒙元入主中原这一历史变革,保持家族兴旺发展呢?本文将对此作一探讨。
一、王公渊家族世系考
我们先对东平王公渊家族成员作一考述。
王公渊(1198-1281),字润甫(或作明甫),是东平王氏家族一个关键人物,生于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在金代的经历无考,他对家族的贡献是在金末蒙古时期。在蒙古人消灭金朝的过程中,北方陷入战乱之中,许多家族面临着生存考验。金末战乱之时,王公渊兄弟四人讨论南逃避难,只有王公渊坚持留守宗庙。《元史》卷一六四《王构传》记载:
遭金末之乱,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渊独誓死守坟墓,伏草莽中,诸兄呼之不出,号恸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知所终。
南逃的三位兄长不知下落,而留守的王公渊一家存活了下来。王公渊的目标不仅是保全家族而已,而且要发展壮大。东平当时在汉人世侯严实的统治之下,是北方的乐土之一,吸引了大批士人前来投奔。王公渊也于此时出仕,被严实任命为忠武校尉,从事戎幕十多年。安定后他归田隐居,自号凤山逸叟,卒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王公渊生有三子,长子王桢,为山东滨盐司勾判官;次子王桓,为朝列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三子王构最为显达。王构(1245-1310),字肯堂,自号安野,又号瓠山。弱冠以词赋中选,为东平行台掌书记。至元十一年(1274),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宋亡,王构与李槃同被旨,至杭取三馆图籍、太常天章礼器仪仗,归于京师,并荐拔时之名士。十三年秋还,迁应奉翰林文字,升修撰。历任吏部、礼部郎中、淮东提刑按察副使、治书侍御史、侍讲学士等职。成宗立,由侍讲为学士,纂修世祖实录,书成,参议中书省事。武宗即位,以纂修国史,拜翰林学士承旨。卒年六十三。赠大司徒、鲁国公,谥文肃。有文集三十卷,已佚,《修辞鉴衡》二卷,今存。生平见袁桷《翰林学士承旨赠大司徒鲁国王文肃公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九)、《元史》卷一六四。
王构生三子,士熙、士点、士然。王士熙(?-1342),字继学,曾拜蜀郡邓文原为师,博学工文,声名日振。元英宗至治初为翰林待制,升中书省参知政事,泰定四年(1327)官中书参政,文宗即位,被流远州,次年还乡。顺帝时起为江东廉访使,后至元二年(1336)官南台侍御史,至正二年(1342)迁南台御史中丞,卒。有《江亭集》。
王士点(?-1359),字继志,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为通事舍人,历翰林修撰,累官淮西宪佥,升四川行省郎中,改四川廉访副使。至正十九年(1359),刘福通将李喜喜自秦入蜀,士点战败被擒,不食而死。士点著有《禁扁》五卷、与商企翁合编《秘书监志》十一卷。《禁扁》详载历代宫殿门观池馆苑籞等名,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以來秘书省建置沿革典章故事。欧阳玄《禁扁序》说他曾撰侍仪仪注若干卷,今不存。王士然生平不显。
据元人胡祇遹《王忠武墓碑铭》,王公渊有孙二人,为士焕、士爚,不知出于王桢还是王桓。王士焕生平资料缺乏,王士爚字继元,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为秘书监知事。
二、东平王氏的家族传统
东平王公渊家族在元代世代为官,而且政绩卓著。其中王构最为突出,他抑制豪强,体恤民情,任吏部、礼部郎中时,“审囚河南,多所平反。”参议中书省事时,“南士有陈利便请搜括田赋者,执政欲从之。(王)构与平章何荣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行。”王构为济南路总管时也多善政,“诸王从者怙势行州县,民莫敢忤视,(王)构闻诸朝,徙之北境。学田为牧地所侵者,理而归之。官贷民粟,岁饥而责偿不已,(王)构请输以明年。”
王公渊家族能够做到在金元代历代仕宦,主要在于家族自身的选择与努力。王公渊的祖上在金代就是仕宦之家,据胡祇遹《王忠武墓碑铭》,王公渊是秦将王翦的后裔,世为潍之北海人,七世祖徙居东平。袁桷《翰林学士承旨赠大司徒鲁国王文肃公墓志铭》说王构的祖上由琅琊居东平,自八世祖为宋司农卿,为官于郓而定居。二者所载略有不同,但并不矛盾,结合起来可以大致考定东平王氏的来源。所谓王翦的后裔,由于年代久远,难以确考。琅琊王氏是六朝时的世家大族,王公渊的七世祖,即王构的八世祖在宋代为官于郓而迁居。以下几代世系缺载,至王公渊的曾祖父王尚智,金初登进士第,官朝散大夫。祖父王瑀,海陵王正隆五年(1160)登进士第,官奉训大夫。父亲王铎,官忠显校尉。王公渊家族在金代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尽管他和父亲王铎都任武职,但是并未放弃这种家族传统。王公渊晚年隐居,每日督促僮仆耕种,教子读书,经常告诫儿子说:“自汝远祖令公儒素超宗,登仕版者代不乏人。箕裘之业不可废也。”王公渊的子孙没有辜负他的教诲,王构“肄业郡学,试词赋入等。”通过太保刘秉忠等人引荐,被辟为权国史院编修官,由此入仕。
金代科举重词赋而轻经义,词赋之学,正是王公渊家族由金朝代代相传的家学。金代后期,文人只重科举考试而忽视诗文,史载“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但是从王构来看,他并非只会应试之学,而是“学问该博,文章典雅”,他有文集三十卷,并编《修辞鉴衡》二卷,上卷论诗,下卷论文,都是采自宋人诗话及文集,收入《四库全书》诗文评类。
王构与他的子辈除了政事之外,还以文学显名。王构的文集已经散佚,《御选元诗》录其诗一首,即《淤泥寺》。李修生先生主编的《全元文》收其文章二十九篇,多是诏、制、册文等应用文字,包括《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世祖皇帝谥册文》等朝廷重要文件。王氏家族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王士熙。王士熙的诗文集《江亭集》不传,他的诗文主要保存在总集之中。顾嗣立《元诗选》二集收入王士熙诗116首,《全元文》收入王士熙文16篇。王士熙是至治、泰定间活跃的馆阁诗人,与袁桷、马祖常等人唱和,顾嗣立认为,“继学为诗,长于乐府歌行,与袁伯庸、虞伯生、揭曼硕、宋诚夫辈唱和馆阁,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如杜、王、岑、贾之在唐,杨、刘、钱、李之在宋。论者以为有元盛世之音也。”但是王士熙四方仕宦与流放天涯的经历,也使他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馆阁文臣。王士熙的七言绝句中有两类题材值得重视,一类是上京纪行诗,另外一类是宫词。上京即上都,在金朝时属桓州,元世祖忽必烈在此营建城郭,名为上都。每年四月到九月,元朝皇帝都要到此巡幸,朝臣扈从。以塞上草原开平地区建立的上京为歌咏内容,是元诗乃至整个中国诗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王士熙《上京次伯庸学士韵二首》、《上京次李学士韵四首》等即属上京纪行诗,所写内容包括对元朝大一统的歌颂、北地风光与风俗等。他的宫词有《李宫人琵琶引九首》等,描写宫女的宫廷生活。此外,王士熙的《行路难二首》其一曰“朝朝日日有人行,歇棹停鞯惊险恶。饥虎坐啸哀猨啼,林深雾重风又凄。罥衣绊足竹刺短,潜形射影沙虫低。”“翻手覆手由人心”。此诗虽然不能确考作于何时,但从内容上抒写仕途险恶看,应该是后期。泰定帝死后,王士熙曾经卷入了帝位争夺,并且站到了失败的一方。因此在元文宗即位前后,他遭到囚禁、抄家、流放,这些诗句就是他官场大起大落、九死一生的真实反映。士熙弟士点亦能诗,《元诗选》二集戊集收入其《题四爱堂四首》,歌咏兰、莲、菊、梅四物,反映的是自己高洁独立的精神追求。他还有一篇文存世,为《孙母荆氏贞节门铭》,歌颂女子的节义操守。
除了文学之外,王士熙还擅长书法,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说他“书法亦清润完整。”王士熙还作有《题兰亭定武本》一诗,叙写《兰亭序》的石刻。实际上,书法也是王公渊家族的传统。王公渊“尤嗜古文篆隶,遂极其趣。”王士熙弟士点也被收入《书史会要》卷七,陶宗仪评论说他“善大字,亦能篆。”
三、王氏家族与东平学风的转变
王公渊家族长于词章之学,并以此代代出仕,与东平在蒙元时期安定的环境和繁荣的文化密不可分,而东平学风的转化也影响到这一家族。严实原为金东平行台部将,被怀疑后降宋,后投蒙古,成为专制一方的世侯,他去世后子严忠济袭职。严氏父子统治东平的半个世纪,采取了许多恢复生产的措施,吸纳贤士,修建学校,培养人才,使得东平社会秩序稳定,文化繁荣。严氏父子先后聘请元好问、徐世隆、王磐等名士任教师授课,讲授的内容多与金代的进士之学有关,在这些金代词赋进士和文章名家的讲授下,元初出自东平府学的人才自然以属文撰赋为本业,王构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老师李谦也以能赋出名。
从学术上看,聚集于此的文人形成了以金源遗风为主要特征的东平学派,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先生称之为“词章派”。但是,随着蒙古人灭宋统一全国,理学北传,东平学派与北方新兴的理学派发生摩擦,最终东平学风发生转化,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延祐开科,理学成为元代官学,东平人士适应并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这种学术风气的变化对王公渊家族产生了影响。
王构自称“本儒家”,他早年承继了家传的词赋之学,并由此入仕。但他同时以学问该博出名,做官以后他主要表现在博学与文章方面。王构任太常少卿时,还定亲享太庙仪注。史称“(王)构历事三朝,练习台阁典故,凡祖宗谥册册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议,必咨访焉。”他还参与撰写了世祖实录。袁桷《翰林承旨王公请谥事状》记载,王构“自为编修时已预撰先贤文懿,尊酒叙纶,咸有据依。欲辑为台阁旧闻而事莫遂。”说明王构继承了家传的词赋之学,却并不被其束缚,而是知识广博、多才多能,这也是他出仕蒙元政绩突出的原因所在。《元史》本传记载“宋亡,(王)构与李槃同被旨,至杭取三馆图籍、太常天章礼器仪仗,归于京师。”这样就避免这些文化载体在战乱中毁灭,保存了文化。同时,王构“凡所荐拔,皆时之名士。”这些名士的姓名史籍无载,从今存元人文集中可以考察出王构与程钜夫、袁桷、吴澄、何中、王旭、张伯淳、王奕、赵克敬等人有交往,其中吴澄、程钜夫、袁桷等人都是理学传人,均收入《宋元学案》,王构也受到了一些理学的影响。从王构撰写的多篇修建文庙、学校、书院的文章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新河县重建学校记》认为学校是正教之源,《锦江书院记》明确说:“东辟祠堂,饷飨饗享朱子,配真文忠公。”
除了服膺理学,王构与佛道人士也多有来往,他撰有《重修昭觉寺记》、《玄祯观至德真人记》等,袁桷《翰林承旨王公请谥事状》说:“世祖诏大臣议道藏可焚弃者,公与议,完救之。”
王构为李谦弟子,继承其为文作赋之能,被收入清人冯云濠、王梓材编著的《宋元学案补遗》卷二野斋门人。王构之子王士熙发扬了家族的文学传统,王士点则承继了王构的博物之学,二人都收入《宋元学案补遗》卷二王氏家学。王士熙被认为是邓文原最显名的弟子之一,“最以古文著名”。欧阳玄《禁扁序》说:“继志蚤弃举业,慨然有志著述。”将其比之于宋代的虞栢心、王应麟等人。王士点不事科举而专心著述的原因在于,在王构的影响下,“继志兄弟见闻异于常人,又以强记博学称于时。”这种家学传统与元代科举内容颇不一致。
元代科举分左右榜,右榜为蒙古、色目人,左榜为汉人、南人。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明经经疑、经义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尤其是以朱熹注释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这和金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大相径庭,尽管王构子孙生活的时期,正值元代延祐开科之时,但是他们秉承的家学是博物与文学,自然与科举龃龉不合。王士点甚至放弃举业而专心著书。这也是王氏子孙在后代湮没无闻的原因之一。
王公渊家族的第四代,也就是王士熙的子辈在文献中缺乏记载,在元末战乱中,随着王士熙、士点的去世,家族逐渐衰落了。这一家族的兴起繁荣正好伴随着金元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始终。
综上所述,东平王公渊家族能在金元时期世代仕宦,并卓有政绩,得益于其极强的适应力。王氏在金代出过两位进士,这种词赋之学的家族传统帮助王构在蒙元时期中选入仕。东平学风由词赋向理学转化也影响到了王氏家族,他们保持了家族博物与文学的传统,同时吸纳理学,但并不适应元代以经义考试为主的科举。这也是王氏家族衰落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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