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一张火爆网络的照片背后的真问题
最近，一张贫困户家的“门前照”火了，就是下面这张：
“各位领导：本人已脱贫，请不要再来打扰了”。
据岛叔了解，照片背后，当日上门的扶贫干部其实是自掏腰包，买了一壶油、一袋米，“私车公用”翻山越岭来走访，结果却吃了闭门羹。
按理说，扶贫是好事儿，也是现在在做的大事儿。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黑色幽默的场景？
事实上，类似的场景，在岛叔这两年调研扶贫中遇到的普遍现实中，不算少见。
群众
本质上说，扶贫工作是典型的“群众工作”。
毛泽东曾写，“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之后，群众工作也延续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新传统。尽管当前国家治理不断强调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但基层的许多中心工作，仍高度依赖群众工作。
换言之，能否充分发动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意图转化为群众意愿，是基层工作能否简约高效完成的关键。毕竟，基层行政力量有限，群众工作可以是必要补充；基层事务也多需要与群众见面，与群众见面、接触，就成为群众工作的不二法门。
从扶贫来说，其任务的完成，不仅在于地方党委政府，也在于群众的脱贫意愿和努力。从目前看，精准扶贫已是贫困地区中心工作，各地无不将之视作“一号工程”，行政资源配置已经足够；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扶贫资源有效转化为群众脱贫的动力和条件。
这就必须通过群众工作来实现。应该说，扶贫工作遭遇上面图片中“政府动而群众不动”的尴尬，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核心是群众工作的错位。我们可以具体展开。
对象
比如最让基层为难的，“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来以来，扶贫工作基本上是一项发展政策。其重心在于，通过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地方经济，实现减贫目标。在此政策背景下，各地要做的工作是确定“贫困发生率”；置于贫困户是谁，倒是无甚重要的。事实上，当时基层在上报贫困户时，也多是随意申报的。
但在扶贫资源将“精准到户”的前提下，扶贫工作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在“识别”贫困户上。一般而言，在实践中，“绝对贫困户”是极少的，好识别，难度在于确定“相对贫困户”。还有一些地区，实际贫困发生率远低于政策规定，只好将部分非贫困户强拉进贫困户行列。
出现此种情况时，就会出现框定贫困人口符合了政策要求，但群众不满意，基层干部忙于处理各种矛盾的情形。岛叔在某贫困县调研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乡镇党委政府都想实事求是确定贫困人口，但县扶贫办却不允许，因为国家政策规定他们“必须有足够贫困人口”。这就很反讽了。
与这种“被贫困”相比，也有“争当贫困户”的现象。毕竟，精准施策的结果之一是贫困户会获得好处，因此大家直观将精准扶贫视作是一种“福利分配”。
为什么扶贫工作会找错扶贫对象、群众工作找错群众，从而出现负面效果？这就需要反思扶贫方法是否错位。
基层调研一幕：扶贫干部帮贫困户打扫卫生
方法
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而言，致贫原因基本包括两种：一是家庭支出过大，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二是家庭收入太少，主要是缺少劳动力、就业机会少等。
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的帮扶政策里，都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及财政兜底等形式，几乎免除贫困家庭的大额开支；但家庭增收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完成。
一般而言，很多地方政府都会实施产业扶贫，帮助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来脱贫。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因此基层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通过变通的方式来实施产业扶贫。
方法比如，找一些企业或合作社，以贫困户的名义获得银行贴息贷款；这些企业融资发展生产，同时享受到政策优惠，再以“分红”的形式返还给贫困户。在这里，贫困户其实并没有参与劳动，却凭空获得了好处。
基层干部常说，只要家里有一个壮劳动力打工，基本上就脱贫了。麻烦恰恰在于，贫困户要么缺劳动力，要么不愿外出打工。哪怕是有条件的贫困，在获得政府支持后，优先考虑的恐怕还是用于消费，而不是发展生产。
笔者在一个贫困乡镇调研时碰到一件事：2016年春节期间，县里来了巨量的针对贫困户的无息贷款（户均5万），前提是要村委会担保。县政府要求，几个月之内必须将这批扶贫款贷完。但乡镇政府却很犹豫，村干部则普遍抵制。
为啥？因为基层干部认定，当地农民拿了这笔钱，肯定是盖房子、娶媳妇去了，不可能真发展生产，也没打算还款。结果，过年期间，很多贫困户都迟迟不出去打工，为的就是拿到这笔贷款。一些“聪明”的村干部也与之打持久战，就是不办手续，最终以拖延“取胜”。
客观上，在当前的条件下，扶贫干部上门做的多是“业务”：给贫困户算账，替贫困户办理各种政策优惠，给贫困户送各种好处；但显然，脱贫无法用这种“送好处”的方法完成。
麻烦的是，现在绝大多数工作组都是自带资源去扶贫的。那些资源比较多的单位，如财政局、交通局、发改委等，自带的扶贫资源比较多，工作就好做；一些“清水衙门”的工作队则都有“自知之明”，还是少去为好。
比如我们调研的一个贫困村，是团县委挂钩的。按照要求，团县委每个月都要走访贫困户。村书记出于好心，每次都说“不要来了，要了解情况问我们”。团县委的干部却很认真：“我们就到贫困户家里喝杯茶，不吃饭”。村书记只好实话实说：“老是不见实惠，老百姓觉得是扰民。茶也不要去喝了，老百姓没空”。
换言之，扶贫干部做的是自己工作，却多大程度上与贫困户有关呢？故而，哪怕是贫困户得了好处，也会觉得厌烦。
贫困户核实确认贫困信息
模糊
其实，回到本源，所有政策的“精准实施”，都需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政策信息足够透明，二是政策信息可计算。
但在目前的乡村社会，这两个条件常常难以成立。比如，我们的一些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了户籍、银行、房产、车辆、教育、医疗、社保等信息，可以识别出一些“假贫困户”，但绝大多数真正的贫困户信息，则通常是模糊、难以计算的。
就拿最直观的家庭收入来说，经常连农民自己都说不出来（季节性变动、零散收入等）；一般农民并不记账，其家庭经济活动也难以计算。在岛叔看到的贫困户家庭中，几乎每户墙上都贴着大大的白纸，写着这家贫困户的家庭收入、开支情况——这就是前面说到的扶贫干部的大量“算账”工作。
岛叔一问才知，这是为了让贫困户记住自己的家庭收入和开支等关键信息，以免上面检查时，贫困户答不上来或答不准确而致扶贫工作功亏一篑。
“精准”和“模糊”，是中国基层社会长期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如果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重点难点，从“如何让贫困户脱贫”变成“如何让扶贫工作经得起扶贫系统的考核”，那就变味了，走向形式主义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为了保证在上级验收时万无一失，只能对贫困反复遍访、回访、拉网式排查，做完的工作要回头看、再回头看，相关数据不断核查、比对，档案改了又改。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建立了可以覆盖整个治理过程的监督体系，却未能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监测，就始终会出现一种矛盾：哪怕基层真做了事，真接触了群众，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做事，又怎么谈得上跟群众交心？
因此，在新时代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是要在行政的“科层体系”内部走群众路线。上级应该慎用督查、问责等手段，而应该多走基层，多做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多和基层干部交心，在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体性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匿名
发表于 2018-9-13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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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扫黑除恶：x乡镇为了让人去住不知道是否已经经过质检站验收的移民避险解困楼，居然想把目前没有住楼的百姓xiep成扫黑除恶的对象！！！党啊您领导的到底是神马公务人员？？？
匿名卡
发表于 2018-9-16 0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