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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怪王伦疑虑,晁盖等投奔梁山,正所谓“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乃是涉及到了梁山的未来走向,是两条路线抉择的大事。
想那王伦,本就不是敢作敢为,可独当一面的豪杰,无非集合了一伙走投无路或生计无着者经营着一家非法私企,做点见不得人的打家劫舍勾当混口饭吃,和现代社会中的黑帮组织、抢劫团伙本质上有更多相近处,属于为主流社会不容的黑社会,在夹缝中艰难求存。成为叫板官方政府的对手和敌手,那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晁盖等一伙前来投奔,王伦虽款待殷勤,但一听完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如果说当初排挤林冲,乃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为出自一种自卑感,即林冲的能力太强,昔日的名望地位也都是他一个落第秀才没法比的,那对晁盖等则更多了恐惧:你等上得山来,必惹来官府侧目,我这老鼠会不就办不下去了?你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想牵连我梁山遭官军围剿?
看官多以为王伦心胸狭隘,忌贤妒能,实不知他从无举旗造反,公开与官方政府为敌的意愿,落草仅为谋一条生路。假如王伦昔日也如林冲一样蒙受奇冤,身负血海身仇,心中充满仇恨,没准他会闻之欣喜若狂,虚位以待,心想我终于有报仇雪恨的机会了。他会象林冲一样认为“今日山寨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呵呵。
既王伦享受着梁山黑组织的当前既得利益,也满足于这等既得利益,晁盖等人的到来就是对这种稳态的严重冲击和动摇,意味着黑窝点的公开化,非法组织从此转成为土匪巢乃至造反基地。这样的转变不是他所情愿的。从“农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高度,这可理解为保守派对激进派之争,是一个关系到梁山是体制外求存还是公开造反对抗体制,是姓“和”还是姓“战”的立场问题。
实际上,王伦礼送晁盖等时说过的那番话,“感蒙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在下以为实肺腑之言,那是在暗示立场:我王伦是一个保守派,是不主张暴力的,请别在我的地头上干这个。当然,假如你晁天王革命成功了,我也是乐意见到的。
这个时候,压抑已久,且早已沦为旗帜鲜明的激进派林冲拍案而起,“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这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大并火”三下五除二即轻易完成。在下更以为这甚至都不叫“火并”,仅可称做“和平演变”。林冲推举晁盖所言,就是梁山由保守转激进的标志:“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他日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
从历史看,激进主义者通常都更能赢得人心,也暗合人性中的某种潜密意愿。所谓将相无种,草民亦有草民的尊严。既被掠取,何不夺回,既被禁锢,何不打破?别谈什么理性算计,既失利益阶层选择激进本就是最符合情理和逻辑的举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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