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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5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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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偷听
风雪山神庙里有两处偷听情节,第一处是客店里的李小二,第二处是山神庙里的林冲,如上一节所分析,第一处是撩拨,第二处是喷发,两次偷听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除了这里,水浒里还有一处著名的偷听情节,就是李逵杀李鬼,李逵在后门听到李鬼夫妻对话那一节。三国里偷听也有两处,一处是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另一处就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群英会了。
细细比较这四段情节,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区别,那就是水浒里的偷听,听到的事情都是真的,陆虞候要害林冲是真的,李鬼要害李逵也是真的,而三国里的偷听,听到的都是假的,吕伯奢要告发曹操是假的,蔡瑁张允要投降东吴也是假的。也就是说,在对待偷听的态度上,两本书产生了一点细微的差别:水浒倾向于肯定偷听,而三国则倾向于否定。
水浒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人一旦偷听到了什么片言只语,就应该照自己的想象,推测敌人的阴谋意图,并且按照自己的推测结果先发制人。而三国则用实际情节证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什么途径得来的情报,采信之前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重口供”,一个“重实证”。
三国里的各式阴谋阳谋,算下来比水浒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各家谋来谋去,都是你谋你的我谋我的,从没有偷听这回事,——一旦偷听,就误斩了两位都督。最多你神机妙算猜到了我的心思,那算你有本事,就像司马懿吃了败仗,他只会长叹一声:“诸葛亮真神人也,吾不如也。”他决不会长叹道:“诸葛亮的耳朵真长也,我们的保密工作,还要好好地抓一抓也。”——那就根本不是三国了。
三国水浒的这种差别,我想可能是它们内容上的差别所致。三国讲的是朝野庙堂,水浒讲的是市井江湖,这两个地方,流行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适用的是不同的游戏规则。——我知道有很多《鹿鼎记》之类的作品,津津乐道于宫廷与江湖的黑暗对比,但我更相信一句名言:最仁慈的黑社会也要比最残暴的政府黑暗。反映到文学方面,就是内容决定形式,屁股决定立场,市井江湖的立场,确实使水浒的气质比三国跌了一大截。
不过不管怎么说,以上四处偷听的描写还都是十分成功的,这四个故事,分别为汉语创造了三个专有名词和一个千古名句:逼上梁山,李鬼,群英会,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以说在艺术上,都是极成功的段落。
作为传奇小说的当代传人,金庸显然发扬光大了水浒三国的偷听设计,他的小说就如同一场偷窥的盛宴,偷听情节犹如天女散花一般目不暇接。一般人物固不必说,就连冰雪聪明的黄蓉,英雄盖世的萧峰,恍然魏晋风流的令狐冲,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也都放下身段,纷纷搞起偷听来了。至于屡立奇功的韦小宝,偷听就更加无所不在令人发指,一部《鹿鼎记》的浆糊情节,几乎就全是靠偷听在推动了。
我不是说偷听不好,生活中既然有偷听的现实,文学中当然可以反映,可是也不能只管迎合读者的偷窥欲望,写得太滥太俗了,——有点儿敬业精神好不好?像前面曹操的那一段,先写独身刺董,又写献刀逃脱,几乎就写出一个智勇双全的完美英雄了,谁知道作者轻轻一点,只用一段偷听故事,曹操的形象顿时急转直下,变成了一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头号奸雄,如此举重若轻,金庸小说那些盛若繁星的偷听情节,有哪一处能够比得上?
西游记里,“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偷听在金庸小说里,其实也是作者的救命法宝,无数的重大线索,都从偷听中得来,无数的男女误会,都自偷听中生出,像小龙女的离开杨过,像萧峰的误杀阿朱,这种明显生硬的情节,都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偷听而来。为了情节需要而不顾逻辑地死搬硬造,画虎不成反类犬莫过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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