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大地震给四川民众造成了重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中国温家宝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他在救灾时的坚毅、镇定,以及与民同哀的情感流露得到了世人的赞许,也让很多人深为感动。
<p> 实际上,温家宝早已以其一贯的勤勉、亲民和务实表现,在中国赢得了较高的民意认同。就个人人格而言,有很多人会认为温家宝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在中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作为中国行政体系的最高领导人,温家宝又是一个极富悲剧性的人物。
<p>政治体制的结构性问题
<p> 尽管中国可能有一位亲民、勤勉和务实的总理,但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仍积重难返;各种人为的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事故仍层出不穷;政府官员利用行政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当一个大国的总理以疲于奔命的“救火员”的形象被人们所牢记时,人们必须承认,中国面临的是结构性而不是个案式的问题。
<p> 人们可以看到,温家宝在不断地以总理之身亲临现场,对全国各地的突发事件进行个案式的介入。但是,面对政府体系中一目了然的结构性顽疾,他却无计可施。而政府系统中的种种结构性顽疾,才是各种事件频频发生的根源。
<p> 此次汶川地震暴露了一个让人良知难安的事实:中国可以建好“鸟巢”、“水立方”,也可以修建很多豪华气派的政府办公楼,但却修建不了结实安全的中小学校舍。
<p> 相对一个被人称赞的好总理,那些曾经鲜活的小生命更需要一个关心校舍安全的校长、一个不克扣校舍建设费用的教育局长、一个不在校舍施工中偷工减料的建筑商、一个不容易被人打点的建筑监理师。但让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并不能保证这些最基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p> 作为中国最高行政机构的领导人,无法对这个弊病丛生的行政体系加以革新,而只能不断去面对、处理这一体系所滋生的种种不良后果,这无疑是温家宝作为中国总理让人深感悲悯之所在。
<p> 这种悲剧性情状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几乎不可避免。不管温家宝表面上是多么位高权重,他的权力基础仍是中国庞大的党政官僚体系。如果没有新的独立于官僚体系的政治权威来源,人们不可能指望政治领导人在大刀阔斧地革新政府体制的同时,又能稳固自身的政治领导地位。温家宝在中国民众中具有极高的民意认同,但由于民主政治的缺乏,这种民意认同无法通过定期的民选机制(这种民选机制既是授权机制也是权力约束机制),转化为用于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政治权威。 </p>
<p>官僚体系弊病丛生
<p> 民意支持和领导人的政治权威之间缺乏必要的制度联系,这使得温家宝不可能像其他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民选领导人那样,在政治上担负决策责任的前提下,利用官僚体系充分贯彻自己的决策意志。
<p> 官僚体系即使是阻碍或扭曲政策的执行,政治领导人对此也毫无办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最终都无功而返。这样的结果毫不令人意外。如果不进行改变当前权力结构的政治改革,任何行政改革都只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
<p> 人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亲临突发事件的现场,温家宝作为总理的决策意志也往往难以得到充分的贯彻:那些被免职的官员在其离开后,可能很快又东山再起;那些已发到慰问对象手上的红包也可能又被悉数收回。庞大的官僚体系就像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始终横亘在广大民众与那些可能还有心为民谋利的政治人物之间。
<p> 在中国,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均来自党政官僚体系的认同,而不是源于选民的授权。只要能维护官僚体系的利益,他们的权力往往大到足以作恶。如果他们的决策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利益,他们的权力却又小到不足以行善。
<p> 不管温家宝有多么亲民、务实和勤勉,他都无法对庞大的政府体系进行必要甚至迫在眉睫的改革,因而也不可能实质性地降低腐败的政府体系对国家和民众的危害。相反,这个弊病丛生的官僚体系,却可以不断利用他个人展现的亲民、务实和勤勉,赢得一些似是而非的“合法性”,并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可能是温家宝作为中国总理最具悲剧性的作用之所在。</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