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我国一些学校,有的校长任课,有的校长不任课.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曾经专门发出文件,要求校长必须任课。于是,这份特殊的文件引起了众多人的注意。宝安区教育局制定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学管理的指导意见》中规定:校长要深入教学第一线,按督导条例要求担任一个班的教学任务。普通高中或完中校长每周任课2节以上,初级中学校长每周任课3节以上,小学校长每周任课4节以上。校长每月听课不少于4节。 对于校长要不要上课的问题,业内一直争论不休。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人认为校长上课因人而异,要一分为二地看。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校长到底应不应该上课?能不能上课?上课对校长自身和学校发展有无益处?如果校长必须上课,应以何种形式上课,上什么课?从现实角度讲,这一系列的问题三言两语似乎难以说清。本刊引用3所不同地区学校的校长和主任,以及对此问题有过深人研究的专家对这一话题的不同观点,以期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刁卫华(安徽省太和县一中校长):这个文件的规定不太明晰。高中校长任课两节,但根据课时的相关规定,如果是历史课、地理课、政治课,一周一个班正好两节课。但如果是语文课、英语课,是带一个班,还是半个班?按照宝安区的规定,初中校长教3节课,意味着只能带半个班,不太符合教学实际。 闫玲(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小学校长):《意见》规定校长听课每月不少于4节,我倒觉得有点少。从现实角度讲,校长一周听课至少要2~3节,一个月就是8~12节。 刁卫华(安徽省太和县一中校长):我当了8年半的校长,刚当校长时我一直坚持教课,而且我教的历史课在阜阳地区都是有名的,但是只上了一个学期就上不下去了。因为我们学校3个年级90个教学班,号称百班大校,仅教师就有400多人。有时候正要去上课,有急事需要处理,不去又不行,真的没办法。我曾经信誓旦旦地想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升自己当校长的品位,可是,因为事情太多、太忙,直到现在依然是劳模型校长,距离专家型校长还很远,没有一点成就感。其实,校长上课理论上是对的,校长应该是最好的教师。校长只有拿着书本,两手粉笔灰,教师才能感觉到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这样既利于学校团结,又利于与教师沟通。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小学校长由于要做很多事务性工作,根本没有时间上课。学校办学,方方面面都需要校长去协调,同时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校长还要到处筹钱。 项敏(上海市闵行中学科教中心主任):我认为校长不一定要讲课,但一定要听课。如果班子配齐了,关系理顺了,校长上两三节课还是可以的。因为这时候评价校长好与不好,不是看课教得怎样,而是校长是否履行好职责,即重心已经发生转移——以管理为主,教学为辅。其实,国外很多校长被聘任后,就是专心致志地抓教学,而不是去从事筹钱、协调关系等事务性工作。而且,国外学校管理机构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的中层干部,效率很高。相对来说,我们的校长社会应酬太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办高中要比办小学难,因为涉及生源的竞争。在这方面,校长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闫玲(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和小学校长都是一样的,小学尽管规模没有中学大,但人员也少,事还是那些事,分出精力上课也很困难。我现在也是整天被动地做一些自己并不想做的事。其实,我能上好课,也愿意讲课,但就是没时间。这个学期我参加区、市的学习和各种会议就有50多次,迎接检查9次。这种情况下,何谈上课?如今的形势是,校长希望上课,但现实不允许。尽管学校制度目前还算成熟,各项工作都有分工,但许多会议或活动往往是点名要一把手参加,不去又不行,我们是分身乏术啊! 钟祖荣(北京教育学院校长研修学院院长):宝安区教育局出台这项规定,为了使校长不远离教学,初衷是好的,但落实比较难,原因也十分清楚,校长特别忙。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一定“一刀切”,可以换一种策略,即灵活地掌握什么时候任课、任什么课、以什么形式任课。例如,原北京八中的龚正行校长任学法课,他在这方面有研究,其他老师上不了。一周就一节,有其他重要的事就调开,这样基本能保证课时。其他的如心理健康课、专题讲座等,每学期以公开课、研究课等形式适当地上几次,也不是不可行。出台规定应以可行性为原则,宝安区教育局的这个规定有些不切合实际,因为各个学校实际情况不一样。我倒赞成规定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如为了使校长达到了解教学、引领教学、增加教学体验的目的,在时间和课时上实行弹性制,留有适当的空间。另一方面,以上课为辅,听课为主,毕竟听课没有备课问题,实行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刁卫华(安徽省太和县一中校长):校长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组织、引领学校的教育教学。校长首先是优秀的教师,但不一定是一流的。我原来是个名师,当校长之后为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服务者。从中可以看出,校长更多的是为教师、学生和学校的发展服务的。教育行业不像行政单位,官大一级压死人,校长如果用行政单位的管理方式管理学校,效果一定不好。相反,校长放下架子,与教师打成一片,充分实行民主,教师的干劲就会足。因此,评价校长的主要标准不是上不上课,能不能教好课,而是学校管理得怎么样,是否实现了一定的发展。既然评价校长的标准是学校管理得怎么样,而不是校长教书如何,是否意味着教学工作可以完全交给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现在有一些学校,教学工作主要由副校长来抓,校长一般不太过问。但是我认为,教学副校长代替不了校长。我比较赞成一篇文章的观点,校长不要远离课堂。不远离课堂,可以理解为不上课,但是去听课。因为听课也能对学生态度、思想状况进行了解,并通过评课对学生和教师产生影响。如果因为太忙,没有精力去备课,却仍然坚持上课,那岂不是误人子弟? 刁卫华(安徽省太和县一中校长):如果学校要搞发展,校长并不一定要从教师中产生,因为筹钱、贷款、与各种部门协调关系,教师在这方面并不一定有优势。举例来说,我们县有两所高中,另外一个高中的校长是乡党委书记出身,我们学校和这所学校竞争得很激烈。当了这么多年校长,我的教学优势已经发挥不出来了,相当于处在同一起跑线,结果我们都评上了省示范学校。话说回来,如果学校不是处于转型期,教师出身的校长则能显示出优势,毕竟校长是一所学校的决策者,要出思想、出思路,只有真正懂教育教学,才能领导好学校。如果仅靠教学主任和教学副校长,学校有可能走偏。 项敏(上海市闵行中学科教中心主任):说到校长产生途径,我倒觉得行政任命与校长选拔实质上不矛盾,因为现实中,备选校长大多是优秀教师出身。现在许多地区都进行了校长后备人才培养,即从骨干教师中选拔,先培训后上岗。应该说,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未来校长产生的大趋势。 钟祖荣(北京教育学院校长研修学院院长):校长选拔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来源,二是选拔制度。在校长人选的来源上,我主张渠道多元化,这样有利于把学校激活,办出特色。例如,可以实行校外、地区外乃至全国范围内跨行业选拔,教育、企业、行政机关等都可以考虑。因为各行业都有各自的资源优势。我所遇到的一所内蒙古的学校校长即是企业老总出身,学校管理得也很好。但是,这种情况有个前提,即上岗之后,校长一定要钻研业务,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要弥补自身不足,毕竟完全的外行治理不好学校。在选拔制度方面,过去是偏重于行政任命,我个人比较赞成聘任制,国外中小学的校长主要是这样产生,而且这种方法的确能够真正把校长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呈现出来。同时,聘任制由于要经过笔试、面试等环节,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校长的综合素质。美国的中小学有校董会,我们没有,但可以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聘任委员会或测评机构,成员包括家长、教师、学生、专家等,从现实情况看这种聘任制比较可行。 刁卫华(安徽省太和县一中校长):任命制也好,聘任制也好,要解决当前校长远离教学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校长从繁忙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我倒觉得不妨作一下尝试,学校的对外事务由书记去做,校长一心抓教学。因为书记只抓师德,工作的范围相对较小。 钟祖荣(北京教育学院校长研修学院院长):其实书记也有特定职责,师德不是另外一件事,而是教师在教学中体现出的一种品质,与学校教学不是分离的。而且有的学校是校长兼书记的,这就无法实现分责了。 闫玲(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小学校长):解放校长,首先政府应该加大投入,解决学校办学经费方面的后顾之忧。同时,社会各方面应多支持学校,给学校一个好的办学环境,如学校往往有用水、用电、用车问题,要与各种部门打交道,解决起来非常麻烦,牵扯的精力很多。学校固然不能推卸属于自己的责任,但也不应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刁卫华(安徽省太和县一中校长):现在一些民办学校实行股份制,有一个类似于校董会的班子,校长就相当于总经理,不需要负责外部环境,一心负责教学,接待、筹钱、学校建设等经营性工作由董事会或董事长来做。这样的机制既解放了校长,又能有效杜绝校长的腐败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另外,一些地区实行了校长职级制,从理论上讲,校长坚持上课,达到了一定水准,而且学校管理得又比较好,就应该评为特级校长。如果不上课,达不到特级校长就依次是一级、二级校长。这种做法一旦形成共识,很多校长就会尽可能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朝着特级校长的方向努力,这样校长上课的目的达到了,学校教学管理质量也得到了提高。现在的情况是,校长不上课也能当好一个校长,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呢?而且,上课如果不能保证教学质量,反而给人一种沽名钓誉的感觉,影响自身形象。因此,解放校长更主要的是建立一种激励机制。 钟祖荣(北京教育学院校长研修学院院长):解放校长是必要的。为什么要解放?因为忙。为什么忙?一是体制原因,如教育经费问题,本来应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却推给了校长,因此要想不忙只能在改革体制上做文章。二是与校长管理方式有关,如有的校长不太注重授权,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定夺。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权力欲强,有的则是不懂管理,属于自找的事情。三是校长的视野不宽,容易陷在具体的事务里面,最终只能被事情牵着走,肯定忙得焦头烂额。我觉得,校长应该集中精力,多从宏观角度考虑学校发展的大问题,这样可能超脱一些。至于实行校董会制度,关键看我们的校董会能不能解决国外董事会所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国外董事会有筹划办学经费的责任,我们的董事会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也就没有了实质意义。这有个土壤的问题,即制度和文化不同,单纯地移植过来可能水土不服,这是一个好的理想,但很难实现,需要不断实验。而校长职级制很可能导致为教课而教课,使校长任课走偏。实际上,解放校长也好,建立激励机制也好,核心是给校长一些空间,让校长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决定是否教课、怎么教课、教什么课,而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